中國中古史學訊：中古時期的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

中古時期的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

中古時期的法律制度可謂中國法制史上重要轉折點，從上古到明清這段長時間的演變過程，中古法制的內容架構、知識傳播、專業人才培育等，皆具有其特點。尤其是官方辦理「律學」機構，提高了法律的地位，無論是學術理論發展方面，或是司法審理之訴訟案件，律學改變了從上古時期以來的法律教育制度，使法律漸漸走向專業化，更造就了唐代法律發展的巔峰。

提到「法律」的概念，或許可以思考一下，法律本身如何實踐？所牽涉到的人事物又有哪些？法律的作用力與影響為何？首先，就「法律」本身而言，可分成三大點說明，即法律、官府、人民。中央負責頒布法律，培育專業人才，並修訂法典、統一法律的詮釋方式、制定行政機構的執行政策等，並將這類的法律知識傳播至全國各地。然而，一般人民識字率普遍不高，獲得法律知識有限，只能透過地方官與當地士人的協助，才可順利推行中央法規。因此，透過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地方官府的作用力在法律傳播上更顯其重要性。先由中央制定法律，再透過地方官府傳遞法律訊息，使人民在司法案件與日常生活中取得法律知識。由此可知，法律、官府與人民三者關係相當密切，如司法實例亦會影響到法典的制定內容與方式，故本文認為要說明「法律」如何實踐，即如(圖一)所示，在此三者相互影響之下，構成了中國傳統法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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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體制：法律專業人才的培育

中古時期的法律人才，其培育方式有科舉制度、律學機構、律學世家等特色，尤其是官方「律學」的設立，使國家造就了一批專業人才，他們透過基本的律學學習與研究，使其專業知識更加重視法律理論，並結合實際的司法運用，而律學基本上就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法律教育。就此而言，在秦漢時期又稱「吏學教育」，即官吏皆習法、懂法，甚至用法，所以「以吏為師」是秦漢時期的一大特色。[1]此時官方尚未確立法律教育的制度，加上漢代以來產生的轉變，一般士人、官員漸不習法。直至曹魏明帝即位後，於廷尉創設「律博士」一職，從事教學。據《三國志．魏書》記載：「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2]衛覬奏請設置律博士，乃因「律學」的出現代表了法律知識的專門化，以及官方培育法律人才的重要管道。至隋代，文帝開皇三年(583)頒行新律，設置律博士弟子員、規定明法員額及其職責，[3]使中古時期的律學制度更加完善。

至唐代，高祖武德年間確立了教育制度，一為經學教育學館；一為專科教育學館，律學即屬於此類。另又確立大理寺明法科，設置二十人，其職責即在大理寺審理大獄時，從事檢法工作，以明其法條適用，由審判官斷罪。其中有四人編在府兵十二軍之左右領軍府，以掌管律令輕重之定罪，再由法官判決。[4]關於律生所習之教材，已由過去獄吏學習的獄訟之學，轉而以律、令為「專業」，即定為必修課程；其次，以格、式、法例作為「兼習」之業。[5]從官方律學的角度而言，它掌握了國家的法律與解釋權，而律學機構對於法典的制定，更是功不可沒，也培育出許多重要的法律精英，如《唐律疏議》正是唐代法律發展的重要產物，主要由一批法律專業人所編撰，並運用多元的法律概念與知識，使唐代法制愈加專業化。據高明士之說法，「在法制史上，律學是一個創舉。此後至唐宋，政府皆設學立教，由廷尉、大理寺再移至國子監，成為諸學館之一，正式成為學校教育機構，此制則定於唐朝，宋以後沿襲之」。[6]從曹魏時期始設官方律學，此後影響數百年，更在唐宋時期達到另一個巔峰時期。就律學的觀察視角而言，中古時期的法律學門越來越專業化，法律體系之發展與建構也更加具體、成熟。

此外，關於私人習法方面，魏晉以降，或至唐代，雖然設有官方律學機構，但朝廷並沒有嚴加管控民間習法風氣，甚至是漢末律學專門人才，自成家學，在中古時期亦形成「累世律學」的特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士人或民間習法的風氣或許並沒有受到嚴格的限制。根據郭東旭〈渤海封氏—－中國律學世家的絕響〉，[7]以及李守良〈試論唐代的律學世家〉等研究，[8]中古時期所出現的「律學世家」，似乎也證明了中古律學著作與習法風氣並未衰弱。如三國時劉劭《律略論》，專門探討法律理論；鐘會著《道論》二十篇；丁儀著《刑禮論》，專論刑禮問題。[9]乃至晉代，律學著作更加專業化，如張斐《律解》、《漢晉律序注》、《律表》之法律著作；另有許多律學家之記載，如李充幼好刑名之學等，[10]可見中古律學在私人習法風氣之中，並未因官方律學機構而產生負面效果。中古時期專業著作和律學家漸漸出現，而律學也脫離經學領域，獨立發展為專門的學問。[11]

再者，另有透過科舉考試選拔的法律人才，根據陳飛在《唐代試策考述》指出，[12]唐代明法科的設置就是為了培養、選拔法律專業人才，而明法科屬於類明經科，是比較具體的專業技術考試，這類的法律考試以朝廷統一的律令及議疏為前提。除了明法科之外，另有其他與法律考試相關的科目。唐人有許多考試要「試判」，如進士及第後，亦須到吏部進行「關試」；銓選制的平選常調；「科目考」中的「書判拔萃科」與「平判科」，都要「試判」；流外入流也要「試判」。因此出現許多試判題庫，如張鷟《龍筋鳳髓判》和白居易的《百道判》。[13]經過科舉試判或是明法科之類的選拔，唐代法律人才的教育與學習成果愈加顯著，在法律知識、司法審理、法律執行效力方面，都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綜合而言，唐代法律專業人才的來源，有些為律學生，有些為科舉考試的士人，經過吏部考試通過之後，他們大多擔任地方官員或是法律機構的專業人員，行政事務皆須掌理司法案件，所以一定要具備基本的法律知識。中央朝廷透過律學機構與科舉制度選拔法律人才，而在一般士人家族內部，亦可能造就累世律學的特色，不論是中央體制之下，亦或是私人家傳性質，中古時期的法制確實走向專業化，但所涉及的人群仍以士人為主，他們大多屬於社會上層階級，且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除了學習律學之外，主體還是以經學、文學為中心，而法律知識可能只是任官所需的實務經驗。

二、民間傳播：法律知識的獲得

關於民間法律知識的傳播，主要可分成兩種方式：一為榜文與出牓，二為司法審判的警示作用。首先，關於榜文與出牓，「榜」亦通「牓」，因榜文多刊在木板片上，故又可寫作「牓」。而榜文最主要的傳播單位就是官府，唐代官府會將各部門的格式條令書寫於廳事之壁，以公布朝廷的命令，此稱為「粉壁」。[14]據《通典》載文明元年（684）敕：「律令格式，爲政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15]由此可知，唐代對於法律傳播的途徑與方式，主要仍是由地方官府負責，將重要訊息呈現在官衙，使官府衙吏與人民獲取法律知識。

另有所謂「出牓」，即官府發布榜文，並通告州縣、市衢、坊曲和關津道路，四處張貼榜文內容。[16]但受限於識字率不普遍的緣故，直接透過文字的傳播能力勢必效力有限，仍須由當地識字者、耆老或士人等，以口頭方式傳播榜文內容。至於榜文內容大多為朝廷律令、各部門訊息、公布通緝要犯名單、司法審判紀錄等，目前尚存的唐代榜文有《唐寶應元年（762）五月節度使衙牓西州文》、《廣順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牓》等，因保存不易，故現存史料相當稀少。至於榜文有何作用？唐肅宗至德三年（758）詔書內容，提到榜文的運用與設置地點，甚至可擴張到安定百姓的作用：

京城之人，久陷凶醜。……府庫之資，散在閭閻，紊於綱紀。主守者缺以供事，竊取者冒其常刑，所以遣其檢括，必使詳實。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強橫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則破人家產；或捕一奸吏，則傍累親鄰，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歎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並停，妄有欺奪，宜即推捕奏聞，仍牓坊市，務令安輯，副朕意焉。[17]

從上述詔書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榜文的影響力，它具有中央與地方的聯繫特性，也可藉此維護法律的執行效力，故多設置在「坊市」之處，以此傳播法律訊息給一般大眾。若以緝捕罪犯為例，官府會發布通緝榜文，懸重賞以捕要犯。至於牓文的設置，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之詔書有相關記載，牓文由所在州縣寫錄並公布，牓於州縣門，以及坊市、村閭等重要道路之上。但有時官府雜務甚多，且所用之紙數頗多，鄉村百姓可能無法得知所發布之訊息，因此要求地方官府於要路制作「小牓」，讓所有的百姓皆能知悉。而出牓的功用也繼續延伸至宋代，南宋高宗時期發生火災事件，官府即放牓揭示，以緝捕放火之人。[18]

另一種法律知識傳播的方式，即透過司法審判的場景，以建構人民的法律思想與準則，這類場景大多具有殺雞儆猴的作用。尤其是死刑的執行，除了傳播法律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宣示國家法律的威嚇力，以降低社會犯罪率。如唐代律令對於「死刑」的記載：「凡決大辟罪皆於市。五品已上犯非惡逆已上，聽自盡於家。七品已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斬者，皆絞於隱處。」[19]此處所言「大辟於市」就是一種警示作用，故行刑地點以人多之處為主。關於執行死刑的地點，大多為人群聚集之處、百官集會之所、罪犯收押之地；如長安東西二市，東市在「西北街」與「狗脊嶺」、西市在「獨柳樹」等地。或是使用集眾決殺、「徇市」之舉、梟首、曝屍之方式，[20]以此警戒人民犯罪，官府也可透過司法審判的場景，使百姓獲得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識。

此外，民間的法律傳播也會結合宗教信仰、地獄審判的觀念，藉此獲取法律知識，以防止人民犯法。以德教化、良心法庭的道德審判是地獄審判的特色，此種結合宗教信仰與司法的特殊傳播管道，即為一種預防犯罪，如唐臨《冥報記》、戴孚《廣異記》都具有法律知識傳播的功用，其記載了俗世犯罪議題，包含偷竊、故殺、劫殺、不孝、貪贓、搶劫殺人、盜官馬等。[21]據《冥報記》所載「冀州小兒」之故事，因偷竊他人雞蛋，最後慘遭陰府處罰，雙腳被火燒傷成殘疾，亦是透過地獄審判的例子以說明偷竊之過，使人民不敢心生犯意。由以上論點可知，一般民間法律知識不在專業化，而是防止犯罪，所以人民只須了解違法與守法的基本知識即可。

整體而言，法律在傳播與教育的過程中，從中央體制看來，主在培養專精的法律人才，他們懂法、制法，甚至用法，對於法律知識相當專研。畢竟法律是維護政權的重要手段，國家透過培育與選拔法律人才的方式，將這些專才放置在中央法律機構、地方官府等，並結合朝廷命官與法律作用力，使中央能穩定政權，地方能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法律知識的教育與人才的訓練，對國家的利益而言，可謂慎矣！若就民間傳播而言，法律知識在廣不在精，人民只須了解法律最基本的標準，並具有判定自身違法與守法的能力即可。因此，民間傳播方式相當多元，且這些教育與傳播管道都具有警示的作用，法律在百姓面前是一種權威性的象徵，它透過官府的執法者傳遞開來，也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與人口聚集的市場，將法律知識與權威的一面呈現出來，故人民深知不可犯法，也能獲取最基本的法律知識。

三、結 語

總結中古法制在教育、知識上的傳播，可分成四點略述：一，關於法律基礎，中古時期律學漸趨發展與成熟，如律典註解、制定法典、培養法律人才、法理學術的進步等，皆具有很大的轉變與影響。二，關於法律傳播，中央透過科舉選拔或設立律學機構，培養官員的法律知識，再由官府將法律訊息傳至民間，使人民可以從榜文、行刑場景、地獄審判等方式，獲得基本的法律知識，亦可藉此防止犯罪，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三，關於法律運用，法律知識可結合法律條文與司法案例，使其獲得法律效力。如果空有法典或是法律知識，卻不加以運用，則法律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然而，使其產生作用力之關鍵就是實際的司法案例，不論是地方法官或是一般人民，都可透過法律審判得知守法與違法的標準，在知識傳播方面以發揮其效。四，關於法律形成的意義，就如前文所言，法律是法律知識、官府與人民三者之間互動的產物，法典因國家與人民而制定，官府則負責傳遞法律訊息與司法審理，更是主要的法律執行者。而人民在獲得法律知識後，亦可引以為戒，透過法典與執法者所設定的標準，以判定自身的法律責任。由此可知，中古時期的法律專業化掌握在國家與官員手上，他們負責制定法律與執行法律，而人民獲得的法律知識主要為防止犯罪，故法律傳播之意義「在廣不在精」。

※撰稿人：楊曉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中古史編委）

[2]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21，〈衛覬傳〉，頁611。

[3] ［唐］魏徵等撰，《隋書‧刑法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20，頁712。

[4]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252-257。

[5]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頁254-255。

[6]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頁241。

[7] 郭東旭、申慧青，〈渤海封氏－－中國律學世家的絕響〉，《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頁82-85。

[8] 李守良、邱彥，〈試論唐代的律學世家〉，《茂名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頁64-67。

[9] 程樹德，《九朝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頁261-264。

[10] 程樹德，《九朝律考》，頁320-323。

[11]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五卷「中古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上冊），參考網址：http://big5.dushu.com/showbook/101155/1038021.html (時間：2012年 5月30日)。另可參考蔣集耀，〈中國古代魏晉律學研究〉，頁89-90。

[12] 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04-109。

[13] 陳登武，〈再論白居易「百道判」－－以法律推理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011年第45期，頁42-43。關於「書判拔萃科」與「平判科」，可參考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98-105。

[14] 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 —以官府詔令的傳佈爲中心〉，《文史》2004年第1期。參考網址：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b02/27.html (時間：2012年7月23日)。

[15] ［唐］杜佑，《通典‧刑法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65，頁4244。

[16]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頁64-65。

[17] ［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帝王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4，〈發號令三‧肅宗‧安輯京城百姓詔〉，頁714-2。

[18] 楊曉宜，《唐代的捕亡制度》(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頁82-83。

[19] ［唐］李林甫，《唐六典‧尚書刑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頁189。

[20] 張榮芳，〈唐代長安刑場試析〉，《東海學報》第34期，頁113-122。

[21] 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