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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刊第三期目錄

黃麗君，〈編者語〉

專題論文

陳盈全，〈《鶡冠子》的「道生法」思想〉

李海默，〈東晉初基奠定與所謂「三窟」之計〉

黃麗君，〈防閑託守宮－－漢唐之間以守宮為方的驗淫術〉

楊舒雲，〈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治天下」觀為切入點〉

研究討論

許正弘，〈持節與執戈－－金烏林荅天錫事跡考論〉

游逸飛，〈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

研究討論．研究回顧

劉世珣，〈近十五年（1996-2010）清代旗人生計問題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洪珮菁，〈近現代中西女性自傳之研究－－回顧與展望〉

研究討論．史料譯注

高震寰、蔡佩玲、張莅、林益德、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

書文評介

歐陽宣，〈評梁雲著，《戰國時代的東西差異－－考古學的視野》〉

復刊第三期全文下載

史原將協辦臺大歷史系101學年度第1學期 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議程如下，歡迎舊雨新知蒞會。

臺大歷史系101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時 間：101年11月5日(週一)

地 點：臺灣大學歷史系會議室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

※說明：101學年起，本系博士班論文發表會改為講論會形式。發表人將進行1小時之講演，其餘時間由評論人評論及現場來賓提問。歡迎各位師長同學參加。

參考連結：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09news/office_1210312.html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第一場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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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林正慧女士

指導教授：黃富三先生

評論人：戴寶村先生（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論文題目：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時間：2012年11月15 日下午2:00-4:00

地點：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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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文發表會，為本系於101學年度第1學期舉辦的首場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自本學期起，博士候選人的論文發表改為講論會形式，由發表人進行約一個小時的講演，再進入評論人評論，以及現場來賓的自由討論時間。希望藉由此形式改革，一方面讓本系博士候選人能較完整闡述自己長期研究的初步成果；另一方面則希望能吸引更多同學參與講論會，進而達到學術討論、交流的實質目的。

○○○講論會一開始，由臺大歷史系甘懷真系主任致辭。甘主任對於論文發表會形式的改變，稍作一些解釋。主任指出，系上的碩博士論文發表會，各有其問題存在，博士論文發表會比照系上講論會的形式舉辦，希望能讓這種發表會，回歸到一較純粹「學術社群」的討論下，而非僅是一個學生必須通過的「形式」；且期望藉此能夠有較精緻的討論，讓發表人──特別是博士候選人──在其論文提交前，有再一次的反省與思考之機會。其外，主任也特別感謝評論人戴寶村教授願意遠從政大而來，以及史原主編在活動上的協助，並祝福此後的論文發表會都能順利舉辦，進而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社群」，能在學術、知識上進行交流互動。

○○○本次發表人林正慧女士，目前為國史館協修。林女士長期投入臺灣客家研究，其碩論已於2008年修改出版，題為《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而其博士論文〈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更是企圖做一長時段的探索，來澄清關於臺灣「客家」此一人群定位之概念、意識被形塑和建構的歷史過程。

○○○發表人一開始闡述了自己寫作這篇博士論文的初衷：「在臺灣，客家意識是一開始就有的嗎？客家一詞是橫貫臺灣歷史皆可一以貫之使用的嗎？」質言之，「客家」一詞並非渡臺之初即有的人群標記，而有一段歷史漸變形塑的過程。在清代，臺灣並無「客家」一說，日治時期的臺灣客方言人群被統治當局稱為「廣東人」，被福佬族群稱為「客人」。在臺灣歷史上，客方言人群真正等同於「客家」，應始於戰後國民政府統治臺灣時期。而本文的撰寫架構，即欲循時間脈絡，由清朝、日治與戰後，觀察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在歷經三個不同統治體之時期，在三個不同面向：國家的治術、華南客家形塑、人群依時依勢的互動調整的相互影響下，如何漸進地形成今日我們普遍認知的「客家」。

○○○闡述主要問題意識後，發表人便逐章概要地講述內容。第二章以華南客家的形塑歷程為主軸，書寫此客家原鄉形成的兩大因素：文化共性、人群互動所產生的意識，發表人更強調後者在形塑過程的重要性。第三章，視角則轉移至清代統治下的臺灣客方言人群，並特別描寫閩粵移民與客方言人群的互動關係。發表人透過省籍和語言交錯的界線，試圖描繪出當時這幾種人群分佈的實態。其中，本章還特別討論19世紀西人文獻記載中的臺灣Hakka。第四章的重心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稱呼客方言人群，是以「廣東人」或「粵民」為主，並未以「客家」為名。換言之，「客家」一詞尚未成為在臺客方言人群普遍的自我族群認定。論文第五章，描寫戰後臺灣客家人所面臨的處境，最主要是從「廣東人」到「客家人」此一調適過程。期間歷經本、外省客家的接觸與互動，「中原客家」論述引介入臺，並在此知識論述的影響下，逐步加強「客家」的自我認識。但發表人進一步指出，此般認同深化，其實是將「客家」嫁接至「中原華夏」上，其實際效應是造成客家族群較為劣勢的地位。而此問題，便造成客家族群和客語在臺灣的「小眾」地位，以及現今客家族群意識抬頭的現象。

○○○評論人戴寶村教授首先肯定了發表人此篇論文的企圖與貢獻。他指出，本篇論文以歷史學的取徑和方法，從事長時段的客家研究，特別是「客家形塑」此主軸，是現今臺灣客家研究的學術圈內，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而此重要性，實也反映此出問題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評論人指出，客家研究之所以複雜，主要牽涉了最關鍵的以「語言」做為族群判準的因素，以及「文獻」對族群的記載。這兩條線索，從華南客家的原鄉地一直到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都是連結在一起的，需要仔細分梳。

○○○評論人進一步指出，本篇論文目前所呈現的樣貌，仍有一些書寫架構還待改進。首先，最重要的是，論文的研究回顧以及問題提出這部分，必須在報告中交代清楚，如此方能讓讀者或聽者清楚地掌握研究議題的學術脈絡，以及作者最主要的核心關懷。此外，論文起訖的時間斷限以及時序感也應交代，才能凸顯出歷史論作的特性，和客家族群在長時段演變下的樣貌。再者，評論人認為，本論文其實隱然有三個面向，是作者在書寫「客家形塑」歷史變遷的三個分明的角度，分別是：華南原鄉的原生論、國家（state）治理與政策，及作為一個「小眾」（minority）的客家人群面對他群時的調適與作為。戴教授建議作者，應該在論文前言建立此理論架構，這樣一來可增加明確性與可讀性，二來也可凸顯史學論文在豐富史料的基礎上，亦可構築一清楚的分析框架，幫助解釋。

○○○最後，評論人針對論文細部一些還可用力之處，提出建議。如論文第二章第五節欲處理民國以後的客家，應可同時考慮客家華僑的問題，是否促進了客家意識的形塑；第三章第四節雖著重西人文獻的Hakka，但也可轉換角度，思考為何這個時段的中文文獻中，客方言人群是缺席的；第四章談及日治時期種族分類的問題，應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並注意是否有分段統治的現象；第五章羅列的客家籍人士，應可進一步篩選，以凸顯出作者所選擇的人的重要性。最後，評論人亦提醒作者，論文時間下限拉到現代時該注意的問題。

○○○發表人的指導教授黃富三老師也提出看法。他認為，由於此論文討論議題的長時段特性，發表人必須凸顯一條書寫軸線，來撐起論文的貫時性。此外，論文觸及「國家與社會」的層面，發表人應該注意客家作為一「小眾」（minority），如何面對國家政策以及社會環境，特別是主流族群的影響。黃教授亦建議發表人，除了注重族群成因內的「文化」和「心理認同」等因素外，亦應注意「血統」和「語言」（特別是古音的部分）此二要素。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曾令毅建議，發表人可注意日治時期，官方以及在臺灣的客家人如何看待以華僑身份由海外來到臺灣的客家人，並指出「土地改革」與北客、南客認同中華民國或鄉土的關係。此外，曾同學還提供了部分關於戰後臺灣客家人的史料資訊以及自身長輩的經驗，供發表人參考。

○○○最後，發表人針對評論人及與會來賓的意見，做了一綜合性回應。發表人表示，對於諸多意見與資訊，包括論文主軸以及三個分析面向架構的問題，大多接受並且會再進行細部的修改。此外，對於曾同學所提出的一些意見，諸如歷史經驗分享的部分，發表人亦表示感謝，並對此又做了一些延伸說明。本次的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就在發表人回應結束後，順利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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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韓承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主編）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第二場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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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王一樵先生（本系博士候選人）

指導教授：王汎森先生（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評論人：劉石吉先生（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

題目：天下之患為人滿：清朝嘉、道、咸以來的棚民問題、士人議論與官方政策

時間：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上午10:00-12:00

地點：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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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論會為本學期第2場次，主講人為王一樵先生，因曾擔任過中研院數位典藏的工作，閱讀不少的清代檔案文書，尤其「棚民的生活習慣與問題」是他最為關注之事，也開啟了博士論文研究之先。論文主軸分為三大面向：一，清中葉士人的議論如何變化，各種遊民論述如何產生，彼此之間如何相互激盪。二，清朝官方政策如何因應，以及處理相關問題之章程辦法。三，一種與中央抵抗的生存形態（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透過此三面向之課題，發表人從皇帝、官員、士人的角度，分析清中葉棚民的相關課題。

○○○首先，發表人先點出清中葉以來的棚民問題，此為清廷難以處理的重大問題之一，並且造成了各方面的嚴重影響。例如治安問題的惡化、新移墾地對於環境的破壞、移住民地區社會組織的重組，形成異姓結社、新舊居民間的衝突。然而，也不得不考量棚民開發山地、移墾山區，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農業生產空間擴大，使人口在平原地帶飽和後，得以向山地擴散，減低了一部分的人口壓力。但清代官方未能提出一個有效的章程辦法，由根本上來處理棚民與山爭地的問題，進而疏導人口作更平均、更有效的山地利用。

○○○其次，清代皇帝為求解決不斷膨脹增加的人口壓力，及其所造成的種種遊民日眾問題，惟有透過大量地開墾土地的方式能實現。某方面來看，清代中葉以來日益嚴重的遊民問題，及其所衍生而出的客民、棚民、流民等社會問題，即是此一長期發展下的結果。而相應於此問題所展開的各種朝臣奏議、士人們議論方略，以及各種奇人策士的建言，不僅反映出時代的變局，也充份表現出清中葉以來的種種社會福祉事業在思想資源上的醞釀。

○○○再者，發表人引用法國著名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曾在《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一書中，具體提出「記憶所繫之處」之概念，可加深理解民間文獻此類史料的層次與深度，由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研究中所見到的契約、碑刻、合同、族譜，甚至是在民間約定俗成的鄉約民規，進而討論該地區對於養護山林，永續經營自然資源的具體情況，並論及相關民間文獻中所呈現出的徽州地區之棚民問題。（以上內容擷取於發表人的摘要）

○○○緊接著評論人劉石吉先生對此研究主題持正面回應，尤其是環境史與農業地理概念的結合，使清中葉棚民問題與生態、官方之間的互動更為顯著，加上發表人使用許多官方檔案資料，更見其研究之用心。然而，劉先生建議在歷史事實上的解釋可再交代清楚，先將普遍性的歷史問題呈現出來，再論述官方政策，使整個研究主題能更加有系統、組織性。對此，王汎森先生亦表達相同意見，如地方棚民問題應當會牽涉到「教亂」，若能將此一般性問題納入士人議論與官方政策，才能使整體架構更加清楚。此外，評論人與王汎森先生亦提到，若以「徽州」為棚民的例子，那麼其重點是什麼？徽州是否是個「好」的例證？這些應當都要列入考量，因發表人對於徽州文書有所研究，關於此問題會在文中進行補充說明。其次，評論人與王先生認為應當多關注棚民的內部問題，而不只是外部政策、議論的探討，如棚民的生活經濟、地方治安、社會秩序等，即棚民如何看待自己本身的存在？與士人議論、官方政策之間的關係為何？對此，與會來賓提供很多良好的建議。

○○○綜合討論時，甘懷真主任提到中國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移民史，移民、聚落在中國史上是一種常態，我們可以將研究的時間拉長，分析移民的一般性問題，再深入探討清中葉的棚民現象，增加其內部的具體性課題，並多加補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脈絡，如「山地開墾」方面，這可能因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大量棚民移往山區。然而，我們也可以再思考，這些山澤的所有者與使用者是誰？當棚民進入山澤時，其農業週邊生產區出現了什麼問題？當棚民勢力影響到週邊時，當地人的反彈對於棚民的影響又是什麼？發表人對此表示正面回應，而甘主任的建議可再重新審視這些課題，補充目前研究不足之處。另外，黃麗君女士提出兩個問題，一為滿文檔案對於清中後期的研究貢獻不大，發表人如何使用檔案來分析清中葉的棚民問題？另一為流民定義的問題，既然棚民、流民、客民都是指無籍者，但其名詞定義卻模糊不清，黃女士推測棚民現象的大量出現應當始於清中後期，故史料中的名詞定義不清，相關說法也非常多樣，此現象可能代表了某一種歷史意義。

○○○最後，發表人針對評論人及與會來賓的意見，做了一綜合性回應。首先，發表人使用徽州為例，乃因「徽州文書」資料數量甚多，是研究地方史的好材料，他試圖結合清代官方檔案與地方文書，聯結彼此的關係、增加史料間的對話，使其研究主題能更加多元、豐富。此外，關於流動者的問題，如「人戶」、「以籍為地」的概念，這部分會再深入分析流動性與流動人口的歷史脈絡。發表人非常感謝與會師長、同學的建議與指正，使其增加不同的研究視角，更加突顯清中葉棚民的研究主題，對於與會來賓的諸多意見與資訊，包括論文主軸以及分析面向架構等問題，大多接受並且會再進行細部的修改。本次的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就在發表人回應結束後，順利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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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楊曉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中古史編委）

中古時期的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

中古時期的法律制度可謂中國法制史上重要轉折點，從上古到明清這段長時間的演變過程，中古法制的內容架構、知識傳播、專業人才培育等，皆具有其特點。尤其是官方辦理「律學」機構，提高了法律的地位，無論是學術理論發展方面，或是司法審理之訴訟案件，律學改變了從上古時期以來的法律教育制度，使法律漸漸走向專業化，更造就了唐代法律發展的巔峰。

提到「法律」的概念，或許可以思考一下，法律本身如何實踐？所牽涉到的人事物又有哪些？法律的作用力與影響為何？首先，就「法律」本身而言，可分成三大點說明，即法律、官府、人民。中央負責頒布法律，培育專業人才，並修訂法典、統一法律的詮釋方式、制定行政機構的執行政策等，並將這類的法律知識傳播至全國各地。然而，一般人民識字率普遍不高，獲得法律知識有限，只能透過地方官與當地士人的協助，才可順利推行中央法規。因此，透過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地方官府的作用力在法律傳播上更顯其重要性。先由中央制定法律，再透過地方官府傳遞法律訊息，使人民在司法案件與日常生活中取得法律知識。由此可知，法律、官府與人民三者關係相當密切，如司法實例亦會影響到法典的制定內容與方式，故本文認為要說明「法律」如何實踐，即如(圖一)所示，在此三者相互影響之下，構成了中國傳統法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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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體制：法律專業人才的培育

中古時期的法律人才，其培育方式有科舉制度、律學機構、律學世家等特色，尤其是官方「律學」的設立，使國家造就了一批專業人才，他們透過基本的律學學習與研究，使其專業知識更加重視法律理論，並結合實際的司法運用，而律學基本上就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法律教育。就此而言，在秦漢時期又稱「吏學教育」，即官吏皆習法、懂法，甚至用法，所以「以吏為師」是秦漢時期的一大特色。[1]此時官方尚未確立法律教育的制度，加上漢代以來產生的轉變，一般士人、官員漸不習法。直至曹魏明帝即位後，於廷尉創設「律博士」一職，從事教學。據《三國志．魏書》記載：「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2]衛覬奏請設置律博士，乃因「律學」的出現代表了法律知識的專門化，以及官方培育法律人才的重要管道。至隋代，文帝開皇三年(583)頒行新律，設置律博士弟子員、規定明法員額及其職責，[3]使中古時期的律學制度更加完善。

至唐代，高祖武德年間確立了教育制度，一為經學教育學館；一為專科教育學館，律學即屬於此類。另又確立大理寺明法科，設置二十人，其職責即在大理寺審理大獄時，從事檢法工作，以明其法條適用，由審判官斷罪。其中有四人編在府兵十二軍之左右領軍府，以掌管律令輕重之定罪，再由法官判決。[4]關於律生所習之教材，已由過去獄吏學習的獄訟之學，轉而以律、令為「專業」，即定為必修課程；其次，以格、式、法例作為「兼習」之業。[5]從官方律學的角度而言，它掌握了國家的法律與解釋權，而律學機構對於法典的制定，更是功不可沒，也培育出許多重要的法律精英，如《唐律疏議》正是唐代法律發展的重要產物，主要由一批法律專業人所編撰，並運用多元的法律概念與知識，使唐代法制愈加專業化。據高明士之說法，「在法制史上，律學是一個創舉。此後至唐宋，政府皆設學立教，由廷尉、大理寺再移至國子監，成為諸學館之一，正式成為學校教育機構，此制則定於唐朝，宋以後沿襲之」。[6]從曹魏時期始設官方律學，此後影響數百年，更在唐宋時期達到另一個巔峰時期。就律學的觀察視角而言，中古時期的法律學門越來越專業化，法律體系之發展與建構也更加具體、成熟。

此外，關於私人習法方面，魏晉以降，或至唐代，雖然設有官方律學機構，但朝廷並沒有嚴加管控民間習法風氣，甚至是漢末律學專門人才，自成家學，在中古時期亦形成「累世律學」的特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士人或民間習法的風氣或許並沒有受到嚴格的限制。根據郭東旭〈渤海封氏—－中國律學世家的絕響〉，[7]以及李守良〈試論唐代的律學世家〉等研究，[8]中古時期所出現的「律學世家」，似乎也證明了中古律學著作與習法風氣並未衰弱。如三國時劉劭《律略論》，專門探討法律理論；鐘會著《道論》二十篇；丁儀著《刑禮論》，專論刑禮問題。[9]乃至晉代，律學著作更加專業化，如張斐《律解》、《漢晉律序注》、《律表》之法律著作；另有許多律學家之記載，如李充幼好刑名之學等，[10]可見中古律學在私人習法風氣之中，並未因官方律學機構而產生負面效果。中古時期專業著作和律學家漸漸出現，而律學也脫離經學領域，獨立發展為專門的學問。[11]

再者，另有透過科舉考試選拔的法律人才，根據陳飛在《唐代試策考述》指出，[12]唐代明法科的設置就是為了培養、選拔法律專業人才，而明法科屬於類明經科，是比較具體的專業技術考試，這類的法律考試以朝廷統一的律令及議疏為前提。除了明法科之外，另有其他與法律考試相關的科目。唐人有許多考試要「試判」，如進士及第後，亦須到吏部進行「關試」；銓選制的平選常調；「科目考」中的「書判拔萃科」與「平判科」，都要「試判」；流外入流也要「試判」。因此出現許多試判題庫，如張鷟《龍筋鳳髓判》和白居易的《百道判》。[13]經過科舉試判或是明法科之類的選拔，唐代法律人才的教育與學習成果愈加顯著，在法律知識、司法審理、法律執行效力方面，都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綜合而言，唐代法律專業人才的來源，有些為律學生，有些為科舉考試的士人，經過吏部考試通過之後，他們大多擔任地方官員或是法律機構的專業人員，行政事務皆須掌理司法案件，所以一定要具備基本的法律知識。中央朝廷透過律學機構與科舉制度選拔法律人才，而在一般士人家族內部，亦可能造就累世律學的特色，不論是中央體制之下，亦或是私人家傳性質，中古時期的法制確實走向專業化，但所涉及的人群仍以士人為主，他們大多屬於社會上層階級，且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除了學習律學之外，主體還是以經學、文學為中心，而法律知識可能只是任官所需的實務經驗。

二、民間傳播：法律知識的獲得

關於民間法律知識的傳播，主要可分成兩種方式：一為榜文與出牓，二為司法審判的警示作用。首先，關於榜文與出牓，「榜」亦通「牓」，因榜文多刊在木板片上，故又可寫作「牓」。而榜文最主要的傳播單位就是官府，唐代官府會將各部門的格式條令書寫於廳事之壁，以公布朝廷的命令，此稱為「粉壁」。[14]據《通典》載文明元年（684）敕：「律令格式，爲政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15]由此可知，唐代對於法律傳播的途徑與方式，主要仍是由地方官府負責，將重要訊息呈現在官衙，使官府衙吏與人民獲取法律知識。

另有所謂「出牓」，即官府發布榜文，並通告州縣、市衢、坊曲和關津道路，四處張貼榜文內容。[16]但受限於識字率不普遍的緣故，直接透過文字的傳播能力勢必效力有限，仍須由當地識字者、耆老或士人等，以口頭方式傳播榜文內容。至於榜文內容大多為朝廷律令、各部門訊息、公布通緝要犯名單、司法審判紀錄等，目前尚存的唐代榜文有《唐寶應元年（762）五月節度使衙牓西州文》、《廣順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牓》等，因保存不易，故現存史料相當稀少。至於榜文有何作用？唐肅宗至德三年（758）詔書內容，提到榜文的運用與設置地點，甚至可擴張到安定百姓的作用：

京城之人，久陷凶醜。……府庫之資，散在閭閻，紊於綱紀。主守者缺以供事，竊取者冒其常刑，所以遣其檢括，必使詳實。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強橫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則破人家產；或捕一奸吏，則傍累親鄰，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歎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並停，妄有欺奪，宜即推捕奏聞，仍牓坊市，務令安輯，副朕意焉。[17]

從上述詔書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榜文的影響力，它具有中央與地方的聯繫特性，也可藉此維護法律的執行效力，故多設置在「坊市」之處，以此傳播法律訊息給一般大眾。若以緝捕罪犯為例，官府會發布通緝榜文，懸重賞以捕要犯。至於牓文的設置，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之詔書有相關記載，牓文由所在州縣寫錄並公布，牓於州縣門，以及坊市、村閭等重要道路之上。但有時官府雜務甚多，且所用之紙數頗多，鄉村百姓可能無法得知所發布之訊息，因此要求地方官府於要路制作「小牓」，讓所有的百姓皆能知悉。而出牓的功用也繼續延伸至宋代，南宋高宗時期發生火災事件，官府即放牓揭示，以緝捕放火之人。[18]

另一種法律知識傳播的方式，即透過司法審判的場景，以建構人民的法律思想與準則，這類場景大多具有殺雞儆猴的作用。尤其是死刑的執行，除了傳播法律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宣示國家法律的威嚇力，以降低社會犯罪率。如唐代律令對於「死刑」的記載：「凡決大辟罪皆於市。五品已上犯非惡逆已上，聽自盡於家。七品已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斬者，皆絞於隱處。」[19]此處所言「大辟於市」就是一種警示作用，故行刑地點以人多之處為主。關於執行死刑的地點，大多為人群聚集之處、百官集會之所、罪犯收押之地；如長安東西二市，東市在「西北街」與「狗脊嶺」、西市在「獨柳樹」等地。或是使用集眾決殺、「徇市」之舉、梟首、曝屍之方式，[20]以此警戒人民犯罪，官府也可透過司法審判的場景，使百姓獲得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識。

此外，民間的法律傳播也會結合宗教信仰、地獄審判的觀念，藉此獲取法律知識，以防止人民犯法。以德教化、良心法庭的道德審判是地獄審判的特色，此種結合宗教信仰與司法的特殊傳播管道，即為一種預防犯罪，如唐臨《冥報記》、戴孚《廣異記》都具有法律知識傳播的功用，其記載了俗世犯罪議題，包含偷竊、故殺、劫殺、不孝、貪贓、搶劫殺人、盜官馬等。[21]據《冥報記》所載「冀州小兒」之故事，因偷竊他人雞蛋，最後慘遭陰府處罰，雙腳被火燒傷成殘疾，亦是透過地獄審判的例子以說明偷竊之過，使人民不敢心生犯意。由以上論點可知，一般民間法律知識不在專業化，而是防止犯罪，所以人民只須了解違法與守法的基本知識即可。

整體而言，法律在傳播與教育的過程中，從中央體制看來，主在培養專精的法律人才，他們懂法、制法，甚至用法，對於法律知識相當專研。畢竟法律是維護政權的重要手段，國家透過培育與選拔法律人才的方式，將這些專才放置在中央法律機構、地方官府等，並結合朝廷命官與法律作用力，使中央能穩定政權，地方能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法律知識的教育與人才的訓練，對國家的利益而言，可謂慎矣！若就民間傳播而言，法律知識在廣不在精，人民只須了解法律最基本的標準，並具有判定自身違法與守法的能力即可。因此，民間傳播方式相當多元，且這些教育與傳播管道都具有警示的作用，法律在百姓面前是一種權威性的象徵，它透過官府的執法者傳遞開來，也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與人口聚集的市場，將法律知識與權威的一面呈現出來，故人民深知不可犯法，也能獲取最基本的法律知識。

三、結 語

總結中古法制在教育、知識上的傳播，可分成四點略述：一，關於法律基礎，中古時期律學漸趨發展與成熟，如律典註解、制定法典、培養法律人才、法理學術的進步等，皆具有很大的轉變與影響。二，關於法律傳播，中央透過科舉選拔或設立律學機構，培養官員的法律知識，再由官府將法律訊息傳至民間，使人民可以從榜文、行刑場景、地獄審判等方式，獲得基本的法律知識，亦可藉此防止犯罪，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三，關於法律運用，法律知識可結合法律條文與司法案例，使其獲得法律效力。如果空有法典或是法律知識，卻不加以運用，則法律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然而，使其產生作用力之關鍵就是實際的司法案例，不論是地方法官或是一般人民，都可透過法律審判得知守法與違法的標準，在知識傳播方面以發揮其效。四，關於法律形成的意義，就如前文所言，法律是法律知識、官府與人民三者之間互動的產物，法典因國家與人民而制定，官府則負責傳遞法律訊息與司法審理，更是主要的法律執行者。而人民在獲得法律知識後，亦可引以為戒，透過法典與執法者所設定的標準，以判定自身的法律責任。由此可知，中古時期的法律專業化掌握在國家與官員手上，他們負責制定法律與執行法律，而人民獲得的法律知識主要為防止犯罪，故法律傳播之意義「在廣不在精」。

※撰稿人：楊曉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中古史編委）

[2]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21，〈衛覬傳〉，頁611。

[3] ［唐］魏徵等撰，《隋書‧刑法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20，頁712。

[4]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252-257。

[5]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頁254-255。

[6]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頁241。

[7] 郭東旭、申慧青，〈渤海封氏－－中國律學世家的絕響〉，《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頁82-85。

[8] 李守良、邱彥，〈試論唐代的律學世家〉，《茂名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頁64-67。

[9] 程樹德，《九朝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頁261-264。

[10] 程樹德，《九朝律考》，頁320-323。

[11]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五卷「中古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上冊），參考網址：http://big5.dushu.com/showbook/101155/1038021.html (時間：2012年 5月30日)。另可參考蔣集耀，〈中國古代魏晉律學研究〉，頁89-90。

[12] 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04-109。

[13] 陳登武，〈再論白居易「百道判」－－以法律推理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011年第45期，頁42-43。關於「書判拔萃科」與「平判科」，可參考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98-105。

[14] 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 —以官府詔令的傳佈爲中心〉，《文史》2004年第1期。參考網址：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b02/27.html (時間：2012年7月23日)。

[15] ［唐］杜佑，《通典‧刑法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65，頁4244。

[16]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頁64-65。

[17] ［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帝王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4，〈發號令三‧肅宗‧安輯京城百姓詔〉，頁714-2。

[18] 楊曉宜，《唐代的捕亡制度》(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頁82-83。

[19] ［唐］李林甫，《唐六典‧尚書刑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頁189。

[20] 張榮芳，〈唐代長安刑場試析〉，《東海學報》第34期，頁113-122。

[21] 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9。

蔣中正的最後一天

○○一、楔子

○○○蔣中正於1975年4月5日晚上11時50分去世，次日，臺灣各報以頭條報導此一新聞。《中央日報》刊載標題「全民哀痛．舉世同悲——總統蔣公昨夜逝世」，「昨尚曾一再垂詢蔣院長工作，入夜後因突發性心臟病崩殂，遺訓國人務必達成革命責任」，並登出蔣的醫療報告：

總統蔣公春間肺炎復發，經加診治，原已有進展；於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詢蔣院長今日工作情形，不幸於今日下午十時二十分發生突發性心臟病，經急救至午夜十一時五十分無效，遂告崩殂。

醫師　王師揆　熊丸　陳耀翰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

○○○此一醫療報告，對蔣的最後一天有所描述。蔣逝世後，坊間流傳著蔣過世當天的狀況，蔣侍從副官翁元及醫官熊丸的訪問紀錄記述尤詳。隨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為蔣的最後一天留下更多史料；本文以這些回憶史料為基礎，重建蔣中正的最後一天。

二、「我這一次車禍，壽命少十年。」

○○○蔣中正生活規律，飲食清淡，至晚年，身體狀況尚稱不錯。1969年9月16日，蔣中正82歲，於陽明山遭遇車禍，是其健康的轉捩點。時值夏天，蔣由士林官邸至中興賓館（陽明山上）避暑，當天傍晚六點多，車隊行仰德大道上山，一師長乘坐的吉普車從山上下來，車速較快，總統車隊前導車緊急煞車，蔣的座車（第二輛車）不及應變，便撞了上去。同車的蔣夫人宋美齡跌落前座座位下，蔣中正跌撞一下，卻仍端坐。當下蔣本人似無大礙，蔣夫人受傷則較重，二者被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醫治（〈何占斌先生訪問紀錄〉，何為侍衛官，車禍當時乘坐於後面的隨從車）。

○○○車禍後的一次體檢，醫師發現蔣心臟大動脈有雜音，顯示其主動脈瓣膜受傷。此後蔣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蔣在一次與副總統嚴家淦的談話，提到：「我這一次車禍，壽命少十年。」（〈應舜仁先生訪問紀錄〉，應為侍衛官，聽見此次談話）足見此次車禍對蔣健康損傷之鉅。

○○○1972年7月22日，蔣中正85歲，陷入昏迷，情況危急，官邸氣氛凝重，醫護人員忙成一團。蔣無意識中，一度念念有詞：「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此為蔣侍從副官翁元的訪談錄）官邸派人至美國找曾任美國心臟醫學會會長的余南庚前來救治，余到任醫治後，蔣雖未甦醒，病情已有相當起色。蔣昏迷長達半年，於1973年元旦甦醒，雖體力大不如前，手腳萎縮變形，難以起身（蔣也因此停止寫了50多年的日記），但腦力、記憶力未受影響（《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自1972年至1975年間，蔣身體狀況甚差，國政主要由蔣經國借蔣中正名義處理，蔣中正情況好時，可與蔣經國談論國家大事（《熊丸先生訪問紀錄》，熊丸為蔣中正的侍從醫官）。

三、「你……以後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

○○○在蔣中正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蔣經國每天早上上班前會向蔣中正請安，報告國家大事。蔣經國下班之後還會再訪蔣中正共進晚餐（《熊丸先生訪問紀錄》；〈姜必寧先生訪問紀錄〉，姜為蔣中正總統醫療小組成員）。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蔣中正88歲。蔣經國照例一早到士林官邸看蔣中正。侍從人員郭斌偉將蔣中正從床上扶起，坐在輪椅上，郭向蔣中正謂：「報告先生，教育長（即蔣經國）來了！」蔣中正（以下簡稱蔣）對蔣經國（以下簡稱經國）謂：「哦！你來啦。」經國馬上說：「阿爹，早！」蔣說：「你早啊！有什麼事嗎？」經國說：「阿爹，今天是清明節，我昨天去陽明山看了胡宗南先生，今天想去觀音山看看陳大慶先生。」（胡、陳為陸軍上將，皆已逝世，胡墓在陽明山，陳墓在桃園觀音山）蔣說：「好啊！好啊！」過了一會兒，蔣又說：「那你早點去。」經國轉身準備離去時，蔣又把他叫回來：「你你你……。」有如椎心泣血似的。經國馬上回頭，蔣說：「你……以後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經國回答：「阿爹，我會啦！」便離去。（〈郭斌偉先生訪問紀錄〉）下午四、五點鐘，經國返回士林官邸，向蔣報告他去哪些地方。經國看蔣氣色還可以，便回家吃飯（〈朱長泰先生訪問紀錄〉，朱為蔣夫人座車侍衛官）。

○○○晚飯後，蔣說要到樓下散步，於是侍衛官鄭敦浦扶蔣上輪椅，搭電梯到花園逛逛。之後送蔣上樓，扶其上床休息，時約8點，蔣「看起來還滿好的」（〈鄭敦浦先生訪問紀錄〉）。

○○○當時電視正上演《保鑣》連續劇，侍從、醫官看得很瘋狂，每個人連飯都不吃，只守在電視前看《保鑣》，鄭敦浦、朱長泰、熊丸等都在看此一連續劇。在蔣身邊值班的是泌尿科醫師鄭不非。《保鑣》播放中，鄭不非緊急打電話給熊丸說：「老熊啊，你趕快下來看看，總統的心臟又停了。」熊告訴鄭：「你趕快給總統打藥啊！」鄭說：「我打過了，可是他心臟又停了。你趕快來看看吧！」熊一聽情況不妙，馬上說：「好，我下來。」熊到現場，發現蔣心臟停止的次數愈來愈多，乃謂：「現在情況的確不大好，我們趕緊打幾通電話出去，把幾個醫生都找回來。」（《熊丸先生訪問紀錄》）

○○○當晚蔣的心臟停止跳動，用藥無效，於是開始實施電擊急救，並做人工按摩。蔣經國、蔣夫人已聞訊到場（蔣緯國人在臺中）。經國在蔣旁邊哭了起來，朱長泰將經國扶到沙發上坐，其仍一直「嘩啦嘩啦」的哭。夫人乃跟醫師講：「你們哪一個給他打一針，讓他鎮定一下。」結果沒人敢打（〈朱長泰先生訪問紀錄〉）。

○○○心電圖在急救時還有波動，不急救便成一直線。醫官見情況不妙，向蔣夫人報告：「看情形是救不回來，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說：「不！再繼續！」等了半小時，情況未見好轉，看樣子已沒有希望了，夫人才說：「你們可以把先生身上插的管子都拿掉。」當天天氣本來不錯，當醫師把管子都拿掉以後，「嘩！」的一聲落下大雷，大雨傾盆。夫人原先情緒鎮定，見醫師為蔣遺體套上假牙，此時亦放聲大哭（〈朱長泰先生訪問紀錄〉）。

○○○蔣中正文膽秦孝儀到場，為蔣立遺囑，問熊丸蔣何時仙逝，當時已4月6日早上2時，熊丸想真正開始急救的時間是4月5日晚上11點多，便直覺回復：「4月5日晚上11點50分」。秦將遺囑寫好之後，蔣夫人指示：「你加幾句進去，說明他是信基督的。」副總統、五院院長及蔣夫人在此遺囑簽上名，是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總統蔣公遺囑〉：

自余束髮以來，卽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爲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强，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　命受記。

蔣宋美齡　嚴家淦　蔣經國　倪文亞　田炯錦　楊亮功　余俊賢

四、「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麼多，最後還不都是一堆荒土。」

○○○蔣中正過世前幾天，喜讀唐詩，興致很高，常找一位四川護士羅小姐念給他聽。在清明節（蔣過世）前幾天，突然要羅小姐為他讀「清明」詩。這首古詩，最後幾句大意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麼多，最後還不都是一堆荒土。」蔣要羅連續念好幾遍（《熊丸先生訪問紀錄》），似若有所思。不數日，蔣中正去世。若反共復國大業是蔣晚年「看得那麼多」的事，其去世後，此事似的確成為「一堆荒土」了。

※撰稿人：蘇聖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近現代史編委）

詹森突襲行動

1895年12月29日，只差幾日就將迎接1896年的新年曙光，卻有一小支軍隊進駐於南非的貝專納蘭（Bechuanaland，為今波札那共和國的前身）的皮紮尼（Pitsani），等著向東穿過貝專納蘭與川斯瓦共和國（Republic of Transvaal）的邊界，突襲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這支六百人的軍隊有四百人是英國南非公司管理的馬塔貝勒蘭（Matabeleland）的騎警部隊，其他人則是自願者。帶領他們的人名為林德‧史塔‧詹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其乃一位英國南非殖民地內的特許公司行政專員，在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的首相賽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底下工作，他也參與過征服馬塔貝勒蘭的行動（1893年）。此時此刻，絕大多數的英國人尚不知道此次行動，對其將造成的影響更是一片茫然。但不出幾天後，全英國的報紙都將刊載這樁舉國震驚的大事。

事情的起源必須先追溯回十七世紀，一群荷蘭裔的新教徒來到南非的開普一地，隨後在此地生根，與歐洲社會幾乎不再聯繫，接下來一百多年內歐洲歷史的劇烈變化與他們近乎隔絕。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布爾人（the Boers），在荷蘭語與阿非利卡語（Afrikaans）中乃農民之意。1795年英國人得到了開普殖民地，他們難以接受布爾人的文化，尤其是布爾人對待當地原住民的殘酷態度，受到英國人強烈的批判。[1]布爾人也對英國人的統治十分不滿，一部份布爾人在1830到1840年代開始向南非的東北部遷徙，史稱大遷徙（Great Trek）。在遠離英國開普殖民地的勢力範圍之外，他們建立起數個自己的政權，如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與川斯瓦共和國。

布爾人政權多少妨礙了英國統治整個南非的野心，讓英國日後想深入南非內陸遭遇將遭遇更大阻礙。1877年，奧蘭治自由邦與川斯瓦共和國遭遇到嚴重的財政困難，便為英國所吞併。然而在英國擊敗了祖魯王國之後，原先兩共和國的布爾人解除了心腹大患，又萌生了獨立之心。在保羅‧克魯格（Paul Kruger）的帶領之下，布爾人於1880年起兵反抗英國統治，這便是第一次英國──布爾戰爭（the First Anglo-Boer War, 1880-1881），而布爾人的游擊戰術取得勝利，兩共和國又得以獨立。

1881年起英國與布爾人休戰和解，雙方簽訂了數次和約，就此看來，布爾人政權的獨立似乎已經穩妥，英國儘管對掌握整個南非仍具野心，但布爾人所在之地終究缺乏吸引英國投注更多心思的開發價值，英國並不需要急著處理此事。然而在1886年，川斯瓦共和國的維特瓦特蘭德（Witwatersrand）發現了全世界最富裕的金礦之一，造成了一波淘金熱，大量的外來移民（the Uitlanders）──多數是英國裔──湧入此地，建立新城市約翰尼斯堡。這使得布爾人再度感到英國勢力進逼的緊張性，英國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s）也看見了擴張的理由與契機。

賽西爾‧羅德斯乃當代英國知名的殖民者與帝國主義者，他以鑽石礦業起家，後來進入開普的政治界。他一直期望能推翻川斯瓦與奧蘭治自由邦的布爾政府，以親英政府取而代之，從中為自己的企業與南非的英裔礦業主們贏取利益。他便與親信林德‧史塔‧詹森醫生謀劃了一場突襲約翰尼斯堡的行動，計畫乃是詹森帶領一批突襲部隊，從貝專納蘭穿過川斯瓦邊境到約翰尼斯堡，與預先聯絡好的改革委員會（the Reform Committee）成員一同在約翰尼斯堡發動外來移民叛亂，最後向北進軍川斯瓦首都普雷托利亞（Pretoria），推翻保羅‧克魯格總統領導的政權。

然而執行計畫時並不如預期順利，詹森在突襲前夕打給約翰尼斯堡的電報未被改革委員會收到，於是約翰尼斯堡方面便未能如期呼應。詹森的軍隊也在邊境遭到川斯瓦軍掌握行蹤，在前往約翰尼斯堡的路上就遭攔截，最終全遭俘擄。

這樁巨大的敗北軍事行動，震驚了全英國上下以及其他歐美國家。英國的媒體及大眾視此失敗為奇恥大辱，對政府與英屬南非殖民地當局大加抨擊，也有一波意見反對賽西爾‧羅德斯政商勾結的帝國主義行動。詹森突襲行動也受到歐洲各國與美國的關注，評論多半同情川斯瓦共和國，英國名聲掃地。川斯瓦共和國後來也公開指責英國殖民部部長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即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採行綏靖政策的首相奈維爾‧張伯倫之父），是一位與羅德斯抱持相似的帝國主義展望的政治人物，暗地支持詹森突襲行動。這等於指責了英國政府私自安排了這一突襲行動，日後的詹森突襲行動審判中，羅德斯的律師布歇‧霍克斯利（Bourchier Hawksley）拒絕交出羅德斯與倫敦特使間通訊的文件，也加強了這一懷疑。[2]

詹森突襲事件爆發後不久，英國各大報紙卻刊載了一份電報的內文，瞬間將英國大眾對詹森事件的反應從羞恥轉為憤怒。這是一封來自德皇威廉二世的電報，收信者為川斯瓦共和國總統克魯格。[3]威廉二世祝賀克魯格總統不依靠友軍（即暗示德國）支援便能擊退侵略者，確保共和國之和平與獨立。此電報一被英國報紙公布，便激起英國大眾的反德情緒，認為國家受到德皇的侮辱。這一風波也反應了英德兩國在西南非競逐殖民地劍拔弩張的局勢。德意志帝國建立後，其工業化水準緊追英國，其強大的綜合國力也令英國備感威脅，她對非洲殖民地的野心以及對布爾人共和國的刻意親善，更使英國在南非坐立難安。儘管德國事後意圖以外交緩解此一風波，英德兩國關係的惡化趨勢卻難以反轉，直至一次世界大戰。

川斯瓦的外來移民（英裔為主）在政治、社會各層面所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是令英國政壇與一般民眾同情詹森突襲行動的主因。這些外來移民並不具備跟布爾人同等的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投票權，自然也不能參與選舉，然而他們依然得繳稅。約翰尼斯堡的外來移民對於這種不平等相當不滿，也深得英人之同情，特別這群移民之中有許多還是英人同胞。

突襲行動之後，賽西爾‧羅德斯因為此一事件承受多方壓力，不得不辭去開普首相一職，儘管他至逝世前仍保持著不容小覷的政治影響力。林德‧史塔‧詹森，這次風波的主角與主要負責人之一，卻在英國社會受到了許多人的擁戴。有些人稱許詹森引領孤軍深入敵後的勇氣，他被賦予了某種不畏失敗的英雄形象，知名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還以之為靈感寫下《如果》（If）這首詩作。詹森與其餘被俘的突襲者回到倫敦受審，詹森本人被法庭判處十五個月的監禁，但很快又被赦免。隨後，他在開普殖民地的政治事業一帆風順，短暫地擔任過開普殖民地首相，並被封為男爵，下半生充滿榮耀與活躍。

然而，羅德斯與詹森為了完成突襲川斯瓦政權的行動，將馬塔貝勒蘭的武力帶走，導致當地英國勢力陷入虛空，原住民掌握此一良機反抗，導致了第二次馬塔貝勒戰爭（1896年），造成當地英國殖民者生命財產嚴重損失。而詹森突襲行動更將英國與布爾政權間的緊張關係，挑弄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大火。克魯格政權意識到，英國殖民者不惜動用武力滿足其掌握南非礦業的野心，英國政府也難以信任；原先對英較為友善的奧蘭治自由邦，因此轉向與同族政權川斯瓦合作；[4]英國一方的保守黨主政者原先並不以武力為解決南非問題的唯一方式，但詹森突襲行動幾乎破壞了任何和解的可能，且事件後續在英國社會激起的愛國、反德、反布爾等情緒，也令社會輿論逐漸偏向好戰（jingoism）一方。1899年將會爆發第二次布爾戰爭（Second Boer War），就某個方面來說，這一戰爭的確是羅德斯、詹森與約瑟夫‧張伯倫等英國帝國主義者所樂見的結果。詹森突襲行動就目的而言並不完全「失敗」，它是第二次布爾戰爭的導火線，它依循某種曲折的命運摧毀了克魯格政權──只是也摧毀了英國的國際名聲，讓之後的國際輿論全倒向布爾人一方──在二十世紀之初迎來大英帝國統治南非的時代。

※撰稿人：曾沅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西洋史編委）

[2] Henry R. Winkler, “Joseph Chamberlain and the Jameson Raid”,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54, No.4(Jul. 1949),  p.841.

[3] Eric A. Walker, “The Jameson Raid”, 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6, No.3(1940), p.305.

[4] Eric A. Walker, “The Jameson Raid”, 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6, No.3(1940), p.305.

臺大歷史系101學年第2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時間：102年3月21日（週四）

地點：文學院會議室

隨政治而變動─南京神樂觀的功能與活動

＿楔子

明中葉王學之興，以及走向群眾之學的取徑，其會講、講學的興盛，是治宋明思想者常談之話題。有些地區可能因為學風不盛，有志之士必須長途跋涉方能聞道，亦有問學之後，轉以家族為基礎傳播學問者。（這方面的討論，請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活動不僅成為士人問學往來的場域，更將聽講之人擴及至布衣之輩。（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2004，第六章）這種人數甚多的活動，當需要有較大空間容納來者，萬曆丁酉年（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楊起元（1547-1599）、許孚遠（？-1604）兩人在神樂道院舉行一次會講，本月學訊即以此次會講為引，引介這一場所以及明代士人在此的相關活動，藉此說明空間如何隨著政治中心變動，而改變其功能與樣貌。

一、楊起元與神樂觀的因緣

［萬曆二十五年］歳在丁酉八月十有八日，敬菴許公祖與予會同志於神樂道院，時在位者十有餘人，衣冠之士百有餘人，布衣之士數十人，童蒙之士亦且十人，羽士下逮輿臺俱各圍繞聽說。（楊起元《證學編》卷三〈道院會記〉）

萬曆二十五年秋日，在神樂道院聚集了一群聽講之士，準備聆聽這場由楊起元、許孚遠所發起的會講。從楊氏記載的參與者可以看出由士到庶皆有之，也就不難想像當時王學吸引力。

然而，神樂道院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場所，又在哪裡？字面推敲，道院與道教有所關聯，這是所普通的道觀嗎？《證學篇》另錄許孚遠〈神樂觀會講贅述〉說道：「萬曆丁酉秋八月十八日，余與楊復所少宗伯，大會諸同志於神樂觀之會食堂。」（楊起元《證學編》）那麼神樂道院便是神樂觀，據查明代有兩處神樂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這一時期楊起元、許孚遠在南京任官，故萬曆二十五年會講處，即是南京神樂觀。南京神樂觀位置據《金陵玄觀志》載：「在都城外天壇西，東城地，去洪武門一里。」（另見圖1）。

圖 1　南京大祀壇、神樂觀位置圖。（圖片出處：［明］朱之蕃，《金陵圖詠》）

《金陵玄觀志》載其地點後又接著說其功能，原來神樂觀乃是明朝創建之初，為配合國家祭祀典禮所用的樂儀而設計，因此才會究竟建在大祀殿附近。其中演習樂舞者稱之為樂舞生，明太祖認為道士乃清修之輩，易與神通，是以由道士管理相關樂務有助祀事。然而明代定都南京的時日不長，明成祖靖難得位之後，便開始營建北京以做遷都準備，待遷都後，南京神樂觀的職能便被縮減到歲祭孔廟時，方需大用樂舞生。而祭孔之前，南京禮部官員須到神樂觀內試樂演禮。（以上見《金陵玄觀志》，卷十三，〈神樂觀〉）楊起元曾任南京禮部官員，想來這便是他與神樂觀之間的因緣之始。

雖然遷都後南京神樂觀的固有職能大大削弱，但他仍負責管轄南京太常寺下轄管的廟宇，這些廟宇多是官方祭祀的所在。因此它不單純是一所宮觀，也具備辦公事務的功能，故保有一定的規模與人力。但祭祀功能的減弱，也促使其性質產生了變化，而變化又與其內部的建築有關。

二

南京神樂觀內除了辦公處所、奉祀神明殿宇與放置祭祀物品處外，尚還有神樂觀道士居住的房屋一百四十七間以及一些廊房，此外便是楊起元進行會講的場所「會食堂」，這應是觀內用餐之處，但也由於空間較大能容納較多人，故被拿來當作會講場所。楊起元所說道院會講，除為講學興盛一證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南京神樂觀是有士人乃至於平民進出的現象。

以明代為背景的《儒林外史》第三十回〈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其中有一橋段是季葦蕭、杜慎卿二人談及知己一題，季葦蕭提到一位居住在神樂觀的美男子，杜慎卿遂想一見，但季氏卻說此人難請必要親訪，將資訊留給杜慎卿，杜氏隨後便計畫到神樂觀一訪：

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徧身多薰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杜慎卿一訪神樂觀為的只是一看美男子，但一見之後卻大失所望。不過那是就杜慎卿本人而言，受訪的神樂觀道士很盛情的招待他。從中亦得看出神樂觀道士與士人之間有交誼之可能。像是程文德在春日一遊大祀殿後，轉往神樂冠拜訪余道士即是一例。（見《程文恭公遺稿》，卷三十二，〈春日郊遊登大祀殿〉、〈過俞道士園亭〉兩詩）程氏之例應證儒林外史的橋段真有所本。後來其友章袞（字介菴）也邀程氏之父由神樂觀與大祀殿，程文德之經驗說明人們不僅入神樂觀，更深入一旁大祀殿瞻仰。但相較來說，游神樂觀之例較多如明謝晉（）〈游神樂觀〉，其中所觀之景，包含遙望大祀殿（即天壇）、金陵鍾山以及所在的神樂觀，更談及觀中「醴泉」。用現在的話講，醴泉是南京神樂觀的「賣點」。

神樂觀出醴泉一事見載於永樂四年，當年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並分賜廷臣。」（《明太宗實錄》卷六十一，永樂四年十一月己巳條）甘露、醴泉均被視為祥瑞，隨後便在神樂觀內建了醴泉亭。現有之遊南京神樂觀的材料，有的就以醴泉為題。像是吳儼（1457-1519）〈和鄧司徒遊神樂觀登醴泉亭韻二首〉、黃省曾（1496-1546）〈避暑神樂觀觀醴泉亭〉均為例證。

整體來說，從遷都北京之後，南京神樂觀、大祀壇的功能消退，建築群雖在，但固有意義已然褪去，隨之而來的變化，或許是明太祖在創建之初未曾意料到的。但對於士人與道士來說，還是有些區別。

士人所留意的多半仍與遺留下來的典制、政治事蹟相關，像是神樂觀的醴泉即是例證。而登臨大祀殿，更是體會太祖之心，像程文德在登臨大祀殿後就留下：「雄圖傑搆垂千祀，應識當年皇祖心。」而對遷都之後留在南京的道士來講，他們逐漸忘記了明太祖的理念，可能就像《儒林外史》一般的景況，將空間變成唱戲或與士人打交道的所在。

出遊南京神樂觀、體悟大祀壇之壯盛的描述，又隨著明朝覆亡而告終。南京在明朝滅亡之後便不再是陪都，當然也不會再保留神樂觀，或維繫當地大祀殿。道光《上元縣志》載神樂觀在清代的變遷：

神樂觀今改眞武行宫，在洪武門外天壇西。明初舉郊廟之祀合用大樂，乃就壇近地設觀，選樂舞生習教其中，隸於太常，名神樂觀。…後遷都北京，觀中樂舞遂止只備孝陵及南雍春秋之祀，國初仍之。雍正中，府學添置樂舞生，觀中樂遂廢，其道士皆散處城之內外，如小桃源東嶽廟、北門橋文昌祠、不二菴一拂祠、石觀音菴、石城祠謝公祠諸處皆其宗派也。然每歲孝陵祭祀，及有大祭仍觀中道士司樂。

南京神樂觀也隨之改變其面貌成為道教廟宇。更隨著雍正年間的變動，觀中原有道士四散於城內各處，畢竟他們已不再如明代由官方提供米糧雜物，而須自行謀生，自然也不會像明代有特別來遊歷者。面臨同樣變化者，尚有南京大祀殿（天地壇），康熙三年王士禛南遊鍾山時就說道：「遊鷄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岀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彌望蔓草縈煙而已。」（王士禛，《帶經堂文集》，卷四十二，〈遊鍾山靈谷寺記〉）這段話帶給人滄海桑田的感觸，而對南京天壇與神樂觀，也能訴諸於想像，或僅留下的隻字片語之中。

小結

從明中葉的遊神樂觀，神樂觀會講，到新朝來臨下的景觀變動，多少可呈現這兩個地點功能不論如何變動，仍因其創建性質而離不開政治。最終掌握這兩處景觀者，依舊是朝廷本身，從此亦能思考官方的管理南京神樂觀與大祀壇兩地的問題，不過對南京管理的材料目前所也沒留下太多，僅能知曉明代政府如何撥給實物以供觀內人員生活。

當然所謂管理問題，並不只有南京一處，它同時存在於北京。本文的出現，即是筆者在碩士研究階段蒐集北京天壇材料時所建的小插曲，但相較而言，北京的材料多於南京，是以能處理者較廣，討論者稍微多一些。至於南京天壇之內，有沒有庶民於常日往來，由於史料過少，只能留待來日再論。

※撰稿人：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明清史編委）

先別提Google！你聽過______ ？

《史原》跨學群討論會–史料資源與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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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史原》，旨在做為歷史學們研究生發表論文，討論、交流的平台。本次，我們規劃一主題為「史料資源與研究工具」，邀請在各個領域有專研的研究生們，以輕鬆午茶的形式，一同來參與這次的跨學群座談會。其內容包括了史料的種類與運用、電子資料庫、工具書資料庫的檢索、書目軟體的使用、歷史地圖製作等，因應各朝代間的史料有其依時而變的特殊性，透過各項資源的介紹與分享，以期能達到跨學群主題交流的宗旨。希望《史原》藉由這個午茶座談會，除了讓從事歷史研究的同學交流研究心得外，也歡迎參與旁聽的同學，可以一同參與討論，提出您的建議與想法，好以進行知識與研究經驗上的交流。

時間：

2013年5月4日(六)，14:00~17:30

地點：

臺灣大學文學院 文20教室

報名網址：(即日起至5/1止)

點我！點我！

議程：

一人發表30分鐘，綜合討論30分鐘，共約3個半小時

討論形式：

討論會不若會議演講般嚴肅，我們將以較輕鬆的方式，進行歷史同行之間的心得討論與交換。透過每個人的主題講演，及主講者和聽眾之間的討論，以其讓在座各位皆能交換彼此在各斷代史料的研究概況與想法，並刺激大家對於各個議題的興趣與進一步的思考。

主持人：

楊曉宜(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討論人與發表主題：

● 古代史：簡牘與秦漢史研究

臺師大歷史所博士候選人：林益德

相關著作：〈秦、漢初簡牘中之刑徒稟衣問題初探〉，《簡牘學報》，2008。

參與活動：弱水簡牘研讀會、四分溪讀書會

● 中古史：歷史地名考證與歷史地圖製作

臺大歷史所博士候選人：吳修安

相關著作：〈唐宋時期浦城交通路線考〉，《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10），頁 397-432。

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歷史地圖製作計畫」執行概況

● 明清史：明清檔案資料庫與e考據

臺大歷史所博士生：鹿智鈞

相關著作：〈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史耘》第14期，2010。

學術活動：2012年「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修班

● 近代史：國史館數位寶庫介紹

臺大歷史所博士生：蘇聖雄

相關著作：〈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之運用──以「行營」研究為例〉，《國史館研究通訊》第2期，2012，臺北，頁198-211。

學術獎助：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第四期研究生獎助

● 臺灣史：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THDL」資料庫

臺大歷史所博士候選人：翁稷安

相關著作：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和歷史研究〉，收於項潔編，林滿紅等著，《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11-20。

● 世界史：外文資料的蒐集妙招

臺大歷史所碩士生：陳建元

研究專長：18世紀英國史(啟蒙時代)

《史原》復刊第四期發表會

時間：2013.06.22（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20教室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06.18止

※ 本次會議採事前報名制，上限50人，額滿不再接受報名。

※ 已經事先報名者，《史原》將寄送您報名場次的論文電子檔到您的電郵信箱；現場報名僅發放紙本摘要。謹在此提醒，此論文電子檔係屬初稿，未得作者同意，請勿徵引；作者的學術論點，亦以九月出刊的正式版本為準。

議程：

發表人介紹

（按姓氏筆劃排序）

吳景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李義瓊：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林峻煒：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莊勝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陳佑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傅　揚：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曾双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游逸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黃瓊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劉曉芸：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蔡偉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蘇聖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國史館審編處科員

討論人介紹

（按姓氏筆劃排序）

尤智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吳俊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李昭毅：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李華彥：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邱士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胡勝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佑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郭珮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劉世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饒以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議事規則

1. 《史原》論文發表會，每場兩篇／三篇文章，共80／115分鐘。順序如下：

第一篇發表人：發表15分鐘

第一篇討論人：討論10分鐘

第一篇發表人：回應10分鐘

第二篇發表人：發表15分鐘

第二篇討論人：討論10分鐘

第二篇發表人：回應10分鐘

聽眾自由提問討論：10分鐘。

2. 發表人、評論人時間屆滿前1分鐘按鈴1響，時間屆滿時按鈴2響，爾後1分鐘按鈴3響。

3. 主持人隨時留意時間，提醒發表人與討論人，盡量不要耽擱下一場進行。

提醒事項

1. 本次會議採事前報名制，上限50人，額滿不再接受報名。

2. 已經事先報名者，《史原》將寄送您報名場次的論文電子檔到您的電郵信箱；現場報名僅發放紙本摘要。謹在此提醒，此論文電子檔係屬初稿，未得作者同意，請勿徵引；作者的學術論點，亦以九月出刊的正式版本為準。

3. 《史原》論壇會員於報到處繳交會費200元整，將免費致贈《史原》乙本。由於《史原》印量有限，若已在寄贈名單之內則不再重複贈送。

4. 為避免影響會議進行，會議開始前請將您的手機或呼叫器關機或關閉鈴聲。

5. 中午用餐時請憑識別證領取餐盒，分葷素，兌換地點於會場外。

臺大歷史系102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

發表人：游逸飛 先生

指導教授：邢義田 老師

論文題目：共治天下－－戰國至西漢的郡制變革

評論人：陳　偉 老師（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主持人：歐陽宣 先生（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請參考：點我！點我！

韓承樺，〈編者語〉

專題論文

傅揚，〈追求正當性：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史的一條線索〉

林峻煒，〈「現代性」視野中的倪柝聲──一個思想史的解讀〉

蘇聖雄，〈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之思想及實踐初探〉

陳佑慎，〈社會運動的第一堂課──臺灣青年張深切與中國國民革命（1924-1927）〉

研究討論

吳景傑，〈唐代斷屠政策的發展與社會變遷〉

研究討論．史料考辨

李義瓊，〈亦存亦廢的明代承運庫〉

研究討論．研究札記

陳侃理，〈《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

研究討論．史料譯注

黃瓊儀、劉曉芸、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傳食律》譯注〉

林楓珏，〈〈穆亮墓誌〉考釋〉

書文評介

蔡偉傑，〈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

曾双秀，〈評介：《偷竊歷史》、《為什麼是歐洲？》〉

莊勝全，〈褪下抗日的外衣：介紹《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

復刊第四期全文下載

一、前言

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市：三聯書店，2004）出版後，「政治文化」成為炙手可熱的概念。學者們一方面樂於使用這個詞彙；另一方面，學者們很少對這個詞彙下定義，彷彿作者和讀者對此概念的認知都了然於心，不須多費唇舌。然而，當我們仔細閱讀運用政治文化一概念的論著，卻又察覺各論著討論的面向多有不同，這似乎反映「政治文化」並非約定俗成，而是有待作者積極地加以定義，向讀者交代討論的範疇或側重層面。

以下先就「政治文化」一詞作拆解；再從幾篇文章，討論「政治文化」此一概念可能的學術源流；再綜合學者們的意見，嘗試為歷史學定義「政治文化」；最後，以三篇論文為例，討論學者們實際上如何研究政治文化。

二、所謂「政治文化」

討論一個概念，首先應該分析這個概念由那些詞組成，不同詞彙間的關係

如何。「政治文化」由「政治」和「文化」構成，政治在前、文化在後，因此或可理解為「政治史範疇的文化層面」。而「政治史」和「文化層面」在不同的論著中又可能有不同的側重。如「政治史」大致包括建立制度和實踐、擬定政策和執行、政治鬥爭；上述這些行為背後的思想、理念、意識；討論的對象可以是統治者，也可以是被統治者。「文化層面」恐怕就更為複雜，牽涉到何謂「文化」這永遠難有共識的課題。

然而，無法提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不代表研究者不需在自己的研究範圍內加以界定。如何定義，自然取決於作者想要討論什麼課題。或可從以下幾個問題切入：

如果作者能一一思考上述各層面，或許有助於釐清所要討論的「政治文化」具體何指，也有助於反省有那些問題是回答不了的。唯有將探討的課題釐清，才能更精準的說明文章要回答的問題為何。

三、與政治文化相關的討論文章

對「政治文化」有一些基本的思考後，下面透過相關論著，討論政治文化

可能的學術源流，以及學者們如何思考或運用「政治文化」。

1、 Ronald P. FormisanoSourc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1, No. 3 (Winter, 2001), pp. 393-426

作者討論了政治學和歷史學對「政治文化」概念的諸多定義與應用，藉此爬梳了「政治文化」的學術史。並呼籲學者們應該在研究中積極的對「政治文化」加以定義。

1956年，政治學家Gabriel Almond指出：每個政治系統都藏於政治行為中的特定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政治文化」。從此，政治文化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領域。政治學家用此概念來研究跨國政治文化的比較，這種思路等於將一國的政治文化視為社會全體所共享，且穩定不變。這樣的思維在70年代受到了批判，並使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衰。80年代末，Harry Eckstein和Ronald Inglehart認為不同的社會對文化的態度有其持久性，這對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他們把政治文化與其他領域連結，而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再度興盛。90年代末，政治學將政治文化運用來解釋政治抉擇的進行。

不過，在這三十年間，政治文化到底是一個概念，還是研究方法或理論，不斷受到學者的挑戰與質疑。最常見的挑戰是要求對政治文化加以定義，或要求將政治文化與制度或政治發展的互動，加以理論化。

在史學界，美國史家Bernard Bailyn在1965年首先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但並未加以定義。受Bailyn影響的Jack P. Greene認為政治文化可應用於解釋知識或制度如何被傳承下來。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應用政治文化的方式雖不同，但至少都強調了價值觀、信仰、思維習慣、表述模式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稱是政治文化史家的Richard Hofstadter就強調自己關心的是政治行為底下的觀念、態度，甚或偏見。

70年代晚期，史學著作中關於政治文化的定義依然人言人殊，但越來越受文化人類學的影響。1980年代晚期，政治文化一詞成了「行話」，許多學者似乎認為沒有對政治文化再加界定的必要，但仍有學者積極於此。例如Lynn Hunt認為政治文化是討論政治中的符號、語言、修辭、思想和願望。

以上摘錄了這篇文章的重點。可以看出，對「政治文化」的運用，及此概念的興盛，政治學早於歷史學。不過，以筆者所見的討論政治文化的史學研究，很少將此概念追溯至政治學。

2、一般而言，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學，是研究大眾心態，與政治文化史研究對象主要是政治菁英或掌權者，有所不同。但心態史的若干概念，似乎與前文中學者界定的政治文化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如第二代年鑑史家芒德魯 (Robert Mandrou)從集體歷史心理學 (historical psychology) 的角度，提出了他對心態一詞的界定。他認為心態意指人類社會中某一特定群體在智識及情感的層面所確信、感覺的方式，而所謂的心態史指的是針對某社會群體的「世界觀」 (vision of world) 、態度、行為模式、無意識集體再現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的歷史研究。布洛克曾說：「如果人們不把一種制度與其同時代心態的各種精神的、情感的、神秘的主要潮流相聯繫，人們將不知如何了解這個制度。」（摘自潘宗億，〈論心態史的歷史解釋－－以布洛克《國王神蹟》為探討中心〉，收入《新文化史：跨領域文化研究的歷史學思考》，臺北：胡桃木，2007，頁87-112）心態史學對史學界有形和無形的啟發相當大，是否也對政治文化史的流行產生促進作用，應該是可以考慮的。

3、90年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興起，此研究路徑並非一套理論或方法，而是一種研究取向、態度或視野。這可能對傳統政治史帶來衝擊與反省。1992年春，中研院史語所舉辦「中國生活禮俗史」為主題的歷史研習營，杜正勝提出「新社會史」；隨後在《新史學》「生活禮俗史專號」提出：「我們所講的新社會史，即是吸取以前歷史研究的成果，增益人民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的部分。」強調研究除了骨架外，也應重視血、肉甚至靈魂。其背後有歐美學術思潮，尤其是年鑑學派之啟發，也使社會史的研究，與文化人類學、文學研究的交流更勝以往。「文化史」的取徑，對突破既有研究帶來莫大的啟發與助益。﹙參考王鴻泰，〈社會圖像的建構——百年來明清社會史研究的透視〉，《東吳歷史學報》22 (2009)：73-130。﹚

4、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對中文學界政治文化概念的興起，至為重要。我們來看看余先生如何定義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相當於英文 ”political culture”。這是今天廣泛流行的概念，但很難下精確的定義。本書用政治文化一詞，大致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無論就思維方式或行動風格說，宋代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集體都展現了獨特新面貌。

既然說是「今天廣泛流行的概念」，可見余先生認識到在該書寫作時的西方學界，「政治文化」已經流行，但余先生並沒有追溯這個概念的來源。2005年，大陸集結各方同好，以《朱熹的歷史世界》為主題，開了「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會議，會議摘要在《讀書》雜誌發表（鄧小南等，〈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讀書》，2005年第10期，頁116-132。）。可見此書受到重視的程度。

從前述60年代以降的學術背景來看，余先生將「政治文化」定義為「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可能指涉了數個不同的意思。由於余先生未進一步分析，我們無法得知他是繼承或運用哪一派的學術觀點，也不清楚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到底有何區別，以及「政治文化」這個概念對我們的研究到底有何助益。進一步言之，「思維方式」要如何研究？討論政治人物的「行動風格」即是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嗎？「思維方式」和「行動風格」之間又有何關係？

5、少數對政治文化下定義，且有相當參考價值的，當屬陳蘇鎮先生。他認為：

“政治文化”同以往常用的“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主張”等概念不能劃等號。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政治文化”強調社會、大眾、群體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並由此構成政治生活的軟環境，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強制作用。“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主張”等等，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政治文化本身。思想、學說、主張之類通常屬於少數政治精英，因而內容精深，體系複雜。只有當這些精英頭腦裡的東西，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能形成某種政治文化，也才能對政治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摘自鄧小南等，〈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頁119-121）

陳先生給我們的啟發在於，「政治文化」有別於「政治思想」，在於前者屬於群體所有，後者屬於個人所有；前者的擁有者未必意識到此文化的影響；後者則屬於菁英個人理智運作的結果。不過，所謂「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能形成某種政治文化」可能還有些抽象。問題應該在於，我們要討論的是「誰的」政治文化，或是說，「接受」或「認同」此一政治文化的是誰。一個社會或一個政權中的政治文化必然內涵豐富龐雜，必須先釐清討論的對象，才能進一步討論此對象的政治文化有哪些內涵。

根據以上學者們對的探討與說明，不妨這樣理解「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討論之所以吸引人，在於這樣的研究視野不滿足於對政治「行為」表象的理解，而試圖挖掘影響表象之下的「心態」。所謂心態，包括價值觀、態度、理念、思維方式；而所謂「行為」，包含此政治群體的語言、文字、符號、制度、行為模式、決策方式……。因為思想、觀念、思考模式，決定了我們如何談話、如何行事、如何自我定位。我們可以藉由分析行為，來找尋影響這些行為背後的心態；也可以藉由把握此心態，來探討行為的產生，兩者是不斷互動，互為因果的。

進一步言之，如果政治文化的研究，只關注於政治行為，就好像看到浮在水面上冰山，而不見讓冰山得以穩固於水面上的基體；反之，如果只關注於主政者的心態，將使此心態失去載體，無法得知此心態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發揮那些作用。因此，政治文化應兼顧「行為」與「心態」的交互作用，如果能探討兩者互動的具體過程，將可能立體的呈現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發展與作用。 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可說是有助於擴大政治史研究的視野，政治史研究將不再侷限於探討少數菁英「做了什麼事」，而更重視他們「何以這樣做」，也就可能與同時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產生交集。

四、如何分析與應用「政治文化」於我們的研究

以下以三個實例，探討學者們如何研究政治文化，並對其研究方法進行反省。

1、「政治文化」作為研究對象：

劉浦江，〈五德終始說的消解—-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頁177-191。

（1）摘要：

作者舉出歐陽修、朱熹對五德終始的批判，認為五德終始說在宋儒手中已遭動搖，但這些批判者是少數先知。其次，探討南北宋、明清統治者﹙主要是皇帝﹚對五德終始說的看法，認為五德終始說在政治場域失去影響力是在明清。

作者進一步將五德終始與其他政治文化－－讖緯、封禪、傳國璽，做對比，同樣比較了宋儒對這些政治文化的批判，以及宋明清統治者對這些政治文化崇信與否，而認為這些政治文化同樣在宋代開始受儒者批評，但做為影響政治的文化心態，要到明清統治者身上才發揮作用。

（2）研究方法的反省

作者探討五德終始等一套政治文化在各朝代的影響力，而將分析焦點主要鎖定在開國皇帝對這些政治文化所發表的意見與所頒布的詔令，在方法上應該是有效的。可以說，作者是藉由探討統治者「行為」的有無，來判斷「心態」的存廢。

在解釋為何這些政治文化在明清失去影響力，作者主要引用宋儒的意見，特別是歐陽修。但這些宋儒身處的時代各有不同，作者並未討論他們批判這些政治文化的原因或背景。最重要的是，菁英的思想為何發揮影響力，使原本傳承多時的政治文化失去權威性？進而使明清統治者不再相信這些政治文化？作者並未論證。要言之，菁英的政治思想如何影響統治群體的政治文化，進而改變實際的政治作為，這個「具體的過程」仍不夠清楚。不過，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可能是一篇博士論文的份量，似不必求全於作者。

2、 政治文化作為研究的視野：

孫英剛，〈”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曆法、讖緯與隋唐政治〉，《唐研究》第十八卷，2012，21-48頁。

﹙1﹚摘要：

舉出諸多隋唐政治史上的案例，說明這些案例是如何被「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的概念影響，而「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都見諸於讖緯之書。

所謂「朔旦冬至」，指一年的第一天（冬至），恰巧遇到一月的第一天（朔）。《樂協圖徵》：「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若再遇到干支紀日的第一天「甲子」，便是「甲子朔旦冬至」，是更大的祥瑞。若是再加上日、月經緯度相同，五星又相聚於通一方位，那便是「上元」，認為是曆法之始。而這幾個曆象，表示王朝受天符命，又暗示萬象更始，除舊革新之義。至於「甲子革令」，出自《易緯》，暗指政治上應有所更革。在中國並不流行，但在日本八、九世紀，影響很大。

作者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對「朔旦冬至」的期盼，如何影像具體的政治行為，如：

a、唐肅宗在760年改元「上元」，有鼎革布新之義。作者再輔以〈改元上元赦文〉、〈去上元年號大赦文〉，推論此次改元，是肅宗有意將自己的統治與父親玄宗時代劃開，強調自己是一嶄新的時代。

b、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經因為「朔旦冬至」的出現，而進行南郊祭天。《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於圜丘」。作者輔以當時人對曆法的爭論，有力的說明「十一月甲子朔」正是唐太宗「有事於圜丘」的原因。

（2）研究方法的反省

可以說，作者是藉由對政治心態的捕捉，來解釋政治行為背後的動因。透過討論與讖緯相關的政治文化，作者能夠解讀許多常被讀者輕輕放過的政治行為，進而解讀進行該行為的君臣之政治心態與背後動機。而對該政治文化的理解，能被轉而運用在理解其他類似的政治行為中。

3、 溝通行為與心態的政治文化研究：

傅揚，〈追求正當性：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史的一條線索〉，《史原》復刊第4期，2013。

（1）摘要：

描繪南北朝晚期政權追求「正當性」的諸多行為表現，包括禪讓詔令強調「功業」、南方政權對「王氣」的論述，和隋文帝對政治忠誠和「天道」的態度與舉措。

（2）研究方法反省

在政治「行為」方面，本文分析了君臣之間的對話、詔令、臣僚上奏和政治決策。透過對「行為」的歸納，觀察背後的「心態」。例如，作者藉由分析禪讓詔令的書寫，得出南北朝政權對「功業」的強調，是合理化其受禪的要素；作者又能反向操作：藉著南北朝後期政權對「功業」的重視，進而分析北齊高洋對政權的不安全感及所做出的種種反常行為，實是在功業不足的現實下，承受巨大壓力所致。在此，作者可說是藉由「心態」的捕捉，分析「行為」的發生。

五、結語：

就本文的探討而言，「政治文化」不是一個研究領域，而是一個分析性的概念。筆者對政治文化做了嘗試性的定義，即是在政治史的領域中，內、外「溝通」的研究視野：「內」指心態，外指「行為」，藉由分析行為的模式，可以揭開行動者的心理狀態，而藉由分析心態的載體，可以看出某種思維或價值觀對歷史進程發揮的作用力。既可由內而外，也可以由外掘內，兩者是辯證的過程。

當然，不同的研究者針對自己的研究課題，可以對「政治文化」提出屬於自己的定義，但不論怎麼定義，如何藉此反省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視野、豐富論題的意義，相信是每個研究者都值得嚴肅以對的課題。

後記：本文初稿是筆者參加柳立言老師「史料讀書會」的報告，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而成。在此過程中，許多師友都曾給予寶貴意見，至為感謝。但文中的所有缺失，都由我本人負責。

※撰稿人：張維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史原》第26屆宋遼金元史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