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市：三聯書店，2004）出版後，「政治文化」成為炙手可熱的概念。學者們一方面樂於使用這個詞彙；另一方面，學者們很少對這個詞彙下定義，彷彿作者和讀者對此概念的認知都了然於心，不須多費唇舌。然而，當我們仔細閱讀運用政治文化一概念的論著，卻又察覺各論著討論的面向多有不同，這似乎反映「政治文化」並非約定俗成，而是有待作者積極地加以定義，向讀者交代討論的範疇或側重層面。
以下先就「政治文化」一詞作拆解；再從幾篇文章，討論「政治文化」此一概念可能的學術源流；再綜合學者們的意見，嘗試為歷史學定義「政治文化」；最後，以三篇論文為例，討論學者們實際上如何研究政治文化。
二、所謂「政治文化」
討論一個概念，首先應該分析這個概念由那些詞組成，不同詞彙間的關係
如何。「政治文化」由「政治」和「文化」構成，政治在前、文化在後，因此或可理解為「政治史範疇的文化層面」。而「政治史」和「文化層面」在不同的論著中又可能有不同的側重。如「政治史」大致包括建立制度和實踐、擬定政策和執行、政治鬥爭；上述這些行為背後的思想、理念、意識；討論的對象可以是統治者，也可以是被統治者。「文化層面」恐怕就更為複雜，牽涉到何謂「文化」這永遠難有共識的課題。
然而，無法提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不代表研究者不需在自己的研究範圍內加以界定。如何定義，自然取決於作者想要討論什麼課題。或可從以下幾個問題切入：
| who | 誰的政治文化？皇帝、宰輔、士大夫、某政治集團、被統治者 |
| what | 討論的具體內容為何？包括他們的文字、語言、思維方式、態度、理念、價值觀等。統治者的音樂、文學、繪畫算不算是政治文化？ |
| which | 討論哪些層面？如探討哪類士大夫？討論何種文體？ |
| why | 他們為何有這些政治文化？ |
| how | 他們如何讓這些政治文化發揮作用？ |
| when、why、how | 各朝各代、各政治集團的政治文化有何、為何和如何同與異？ |
| where、why、how | 各地的政治文化有何、為何和如何同與異？ |
如果作者能一一思考上述各層面，或許有助於釐清所要討論的「政治文化」具體何指，也有助於反省有那些問題是回答不了的。唯有將探討的課題釐清，才能更精準的說明文章要回答的問題為何。
三、與政治文化相關的討論文章
對「政治文化」有一些基本的思考後，下面透過相關論著，討論政治文化
可能的學術源流，以及學者們如何思考或運用「政治文化」。
1、 Ronald P. FormisanoSourc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1, No. 3 (Winter, 2001), pp. 393-426
作者討論了政治學和歷史學對「政治文化」概念的諸多定義與應用，藉此爬梳了「政治文化」的學術史。並呼籲學者們應該在研究中積極的對「政治文化」加以定義。
1956年，政治學家Gabriel Almond指出：每個政治系統都藏於政治行為中的特定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政治文化」。從此，政治文化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領域。政治學家用此概念來研究跨國政治文化的比較，這種思路等於將一國的政治文化視為社會全體所共享，且穩定不變。這樣的思維在70年代受到了批判，並使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衰。80年代末，Harry Eckstein和Ronald Inglehart認為不同的社會對文化的態度有其持久性，這對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他們把政治文化與其他領域連結，而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再度興盛。90年代末，政治學將政治文化運用來解釋政治抉擇的進行。
不過，在這三十年間，政治文化到底是一個概念，還是研究方法或理論，不斷受到學者的挑戰與質疑。最常見的挑戰是要求對政治文化加以定義，或要求將政治文化與制度或政治發展的互動，加以理論化。
在史學界，美國史家Bernard Bailyn在1965年首先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但並未加以定義。受Bailyn影響的Jack P. Greene認為政治文化可應用於解釋知識或制度如何被傳承下來。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應用政治文化的方式雖不同，但至少都強調了價值觀、信仰、思維習慣、表述模式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稱是政治文化史家的Richard Hofstadter就強調自己關心的是政治行為底下的觀念、態度，甚或偏見。
70年代晚期，史學著作中關於政治文化的定義依然人言人殊，但越來越受文化人類學的影響。1980年代晚期，政治文化一詞成了「行話」，許多學者似乎認為沒有對政治文化再加界定的必要，但仍有學者積極於此。例如Lynn Hunt認為政治文化是討論政治中的符號、語言、修辭、思想和願望。
以上摘錄了這篇文章的重點。可以看出，對「政治文化」的運用，及此概念的興盛，政治學早於歷史學。不過，以筆者所見的討論政治文化的史學研究，很少將此概念追溯至政治學。
2、一般而言，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學，是研究大眾心態，與政治文化史研究對象主要是政治菁英或掌權者，有所不同。但心態史的若干概念，似乎與前文中學者界定的政治文化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如第二代年鑑史家芒德魯 (Robert Mandrou)從集體歷史心理學 (historical psychology) 的角度，提出了他對心態一詞的界定。他認為心態意指人類社會中某一特定群體在智識及情感的層面所確信、感覺的方式，而所謂的心態史指的是針對某社會群體的「世界觀」 (vision of world) 、態度、行為模式、無意識集體再現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的歷史研究。布洛克曾說：「如果人們不把一種制度與其同時代心態的各種精神的、情感的、神秘的主要潮流相聯繫，人們將不知如何了解這個制度。」（摘自潘宗億，〈論心態史的歷史解釋－－以布洛克《國王神蹟》為探討中心〉，收入《新文化史：跨領域文化研究的歷史學思考》，臺北：胡桃木，2007，頁87-112）心態史學對史學界有形和無形的啟發相當大，是否也對政治文化史的流行產生促進作用，應該是可以考慮的。
3、90年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興起，此研究路徑並非一套理論或方法，而是一種研究取向、態度或視野。這可能對傳統政治史帶來衝擊與反省。1992年春，中研院史語所舉辦「中國生活禮俗史」為主題的歷史研習營，杜正勝提出「新社會史」；隨後在《新史學》「生活禮俗史專號」提出：「我們所講的新社會史，即是吸取以前歷史研究的成果，增益人民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的部分。」強調研究除了骨架外，也應重視血、肉甚至靈魂。其背後有歐美學術思潮，尤其是年鑑學派之啟發，也使社會史的研究，與文化人類學、文學研究的交流更勝以往。「文化史」的取徑，對突破既有研究帶來莫大的啟發與助益。﹙參考王鴻泰，〈社會圖像的建構——百年來明清社會史研究的透視〉，《東吳歷史學報》22 (2009)：73-130。﹚
4、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對中文學界政治文化概念的興起，至為重要。我們來看看余先生如何定義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相當於英文 ”political culture”。這是今天廣泛流行的概念，但很難下精確的定義。本書用政治文化一詞，大致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無論就思維方式或行動風格說，宋代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集體都展現了獨特新面貌。
既然說是「今天廣泛流行的概念」，可見余先生認識到在該書寫作時的西方學界，「政治文化」已經流行，但余先生並沒有追溯這個概念的來源。2005年，大陸集結各方同好，以《朱熹的歷史世界》為主題，開了「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會議，會議摘要在《讀書》雜誌發表（鄧小南等，〈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讀書》，2005年第10期，頁116-132。）。可見此書受到重視的程度。
從前述60年代以降的學術背景來看，余先生將「政治文化」定義為「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可能指涉了數個不同的意思。由於余先生未進一步分析，我們無法得知他是繼承或運用哪一派的學術觀點，也不清楚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到底有何區別，以及「政治文化」這個概念對我們的研究到底有何助益。進一步言之，「思維方式」要如何研究？討論政治人物的「行動風格」即是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嗎？「思維方式」和「行動風格」之間又有何關係？
5、少數對政治文化下定義，且有相當參考價值的，當屬陳蘇鎮先生。他認為：
“政治文化”同以往常用的“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主張”等概念不能劃等號。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政治文化”強調社會、大眾、群體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並由此構成政治生活的軟環境，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強制作用。“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主張”等等，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政治文化本身。思想、學說、主張之類通常屬於少數政治精英，因而內容精深，體系複雜。只有當這些精英頭腦裡的東西，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能形成某種政治文化，也才能對政治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摘自鄧小南等，〈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頁119-121）
陳先生給我們的啟發在於，「政治文化」有別於「政治思想」，在於前者屬於群體所有，後者屬於個人所有；前者的擁有者未必意識到此文化的影響；後者則屬於菁英個人理智運作的結果。不過，所謂「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能形成某種政治文化」可能還有些抽象。問題應該在於，我們要討論的是「誰的」政治文化，或是說，「接受」或「認同」此一政治文化的是誰。一個社會或一個政權中的政治文化必然內涵豐富龐雜，必須先釐清討論的對象，才能進一步討論此對象的政治文化有哪些內涵。
根據以上學者們對的探討與說明，不妨這樣理解「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討論之所以吸引人，在於這樣的研究視野不滿足於對政治「行為」表象的理解，而試圖挖掘影響表象之下的「心態」。所謂心態，包括價值觀、態度、理念、思維方式；而所謂「行為」，包含此政治群體的語言、文字、符號、制度、行為模式、決策方式……。因為思想、觀念、思考模式，決定了我們如何談話、如何行事、如何自我定位。我們可以藉由分析行為，來找尋影響這些行為背後的心態；也可以藉由把握此心態，來探討行為的產生，兩者是不斷互動，互為因果的。
進一步言之，如果政治文化的研究，只關注於政治行為，就好像看到浮在水面上冰山，而不見讓冰山得以穩固於水面上的基體；反之，如果只關注於主政者的心態，將使此心態失去載體，無法得知此心態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發揮那些作用。因此，政治文化應兼顧「行為」與「心態」的交互作用，如果能探討兩者互動的具體過程，將可能立體的呈現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發展與作用。 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可說是有助於擴大政治史研究的視野，政治史研究將不再侷限於探討少數菁英「做了什麼事」，而更重視他們「何以這樣做」，也就可能與同時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產生交集。
四、如何分析與應用「政治文化」於我們的研究
以下以三個實例，探討學者們如何研究政治文化，並對其研究方法進行反省。
1、「政治文化」作為研究對象：
劉浦江，〈五德終始說的消解—-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頁177-191。
（1）摘要：
作者舉出歐陽修、朱熹對五德終始的批判，認為五德終始說在宋儒手中已遭動搖，但這些批判者是少數先知。其次，探討南北宋、明清統治者﹙主要是皇帝﹚對五德終始說的看法，認為五德終始說在政治場域失去影響力是在明清。
作者進一步將五德終始與其他政治文化－－讖緯、封禪、傳國璽，做對比，同樣比較了宋儒對這些政治文化的批判，以及宋明清統治者對這些政治文化崇信與否，而認為這些政治文化同樣在宋代開始受儒者批評，但做為影響政治的文化心態，要到明清統治者身上才發揮作用。
（2）研究方法的反省
作者探討五德終始等一套政治文化在各朝代的影響力，而將分析焦點主要鎖定在開國皇帝對這些政治文化所發表的意見與所頒布的詔令，在方法上應該是有效的。可以說，作者是藉由探討統治者「行為」的有無，來判斷「心態」的存廢。
在解釋為何這些政治文化在明清失去影響力，作者主要引用宋儒的意見，特別是歐陽修。但這些宋儒身處的時代各有不同，作者並未討論他們批判這些政治文化的原因或背景。最重要的是，菁英的思想為何發揮影響力，使原本傳承多時的政治文化失去權威性？進而使明清統治者不再相信這些政治文化？作者並未論證。要言之，菁英的政治思想如何影響統治群體的政治文化，進而改變實際的政治作為，這個「具體的過程」仍不夠清楚。不過，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可能是一篇博士論文的份量，似不必求全於作者。
2、 政治文化作為研究的視野：
孫英剛，〈”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曆法、讖緯與隋唐政治〉，《唐研究》第十八卷，2012，21-48頁。
﹙1﹚摘要：
舉出諸多隋唐政治史上的案例，說明這些案例是如何被「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的概念影響，而「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都見諸於讖緯之書。
所謂「朔旦冬至」，指一年的第一天（冬至），恰巧遇到一月的第一天（朔）。《樂協圖徵》：「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若再遇到干支紀日的第一天「甲子」，便是「甲子朔旦冬至」，是更大的祥瑞。若是再加上日、月經緯度相同，五星又相聚於通一方位，那便是「上元」，認為是曆法之始。而這幾個曆象，表示王朝受天符命，又暗示萬象更始，除舊革新之義。至於「甲子革令」，出自《易緯》，暗指政治上應有所更革。在中國並不流行，但在日本八、九世紀，影響很大。
作者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對「朔旦冬至」的期盼，如何影像具體的政治行為，如：
a、唐肅宗在760年改元「上元」，有鼎革布新之義。作者再輔以〈改元上元赦文〉、〈去上元年號大赦文〉，推論此次改元，是肅宗有意將自己的統治與父親玄宗時代劃開，強調自己是一嶄新的時代。
b、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經因為「朔旦冬至」的出現，而進行南郊祭天。《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於圜丘」。作者輔以當時人對曆法的爭論，有力的說明「十一月甲子朔」正是唐太宗「有事於圜丘」的原因。
（2）研究方法的反省
可以說，作者是藉由對政治心態的捕捉，來解釋政治行為背後的動因。透過討論與讖緯相關的政治文化，作者能夠解讀許多常被讀者輕輕放過的政治行為，進而解讀進行該行為的君臣之政治心態與背後動機。而對該政治文化的理解，能被轉而運用在理解其他類似的政治行為中。
3、 溝通行為與心態的政治文化研究：
傅揚，〈追求正當性：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史的一條線索〉，《史原》復刊第4期，2013。
（1）摘要：
描繪南北朝晚期政權追求「正當性」的諸多行為表現，包括禪讓詔令強調「功業」、南方政權對「王氣」的論述，和隋文帝對政治忠誠和「天道」的態度與舉措。
（2）研究方法反省
在政治「行為」方面，本文分析了君臣之間的對話、詔令、臣僚上奏和政治決策。透過對「行為」的歸納，觀察背後的「心態」。例如，作者藉由分析禪讓詔令的書寫，得出南北朝政權對「功業」的強調，是合理化其受禪的要素；作者又能反向操作：藉著南北朝後期政權對「功業」的重視，進而分析北齊高洋對政權的不安全感及所做出的種種反常行為，實是在功業不足的現實下，承受巨大壓力所致。在此，作者可說是藉由「心態」的捕捉，分析「行為」的發生。
五、結語：
就本文的探討而言，「政治文化」不是一個研究領域，而是一個分析性的概念。筆者對政治文化做了嘗試性的定義，即是在政治史的領域中，內、外「溝通」的研究視野：「內」指心態，外指「行為」，藉由分析行為的模式，可以揭開行動者的心理狀態，而藉由分析心態的載體，可以看出某種思維或價值觀對歷史進程發揮的作用力。既可由內而外，也可以由外掘內，兩者是辯證的過程。
當然，不同的研究者針對自己的研究課題，可以對「政治文化」提出屬於自己的定義，但不論怎麼定義，如何藉此反省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視野、豐富論題的意義，相信是每個研究者都值得嚴肅以對的課題。
後記：本文初稿是筆者參加柳立言老師「史料讀書會」的報告，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而成。在此過程中，許多師友都曾給予寶貴意見，至為感謝。但文中的所有缺失，都由我本人負責。
※撰稿人：張維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史原》第26屆宋遼金元史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