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政治而變動─南京神樂觀的功能與活動
＿楔子
明中葉王學之興，以及走向群眾之學的取徑，其會講、講學的興盛，是治宋明思想者常談之話題。有些地區可能因為學風不盛，有志之士必須長途跋涉方能聞道，亦有問學之後，轉以家族為基礎傳播學問者。（這方面的討論，請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活動不僅成為士人問學往來的場域，更將聽講之人擴及至布衣之輩。（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2004，第六章）這種人數甚多的活動，當需要有較大空間容納來者，萬曆丁酉年（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楊起元（1547-1599）、許孚遠（？-1604）兩人在神樂道院舉行一次會講，本月學訊即以此次會講為引，引介這一場所以及明代士人在此的相關活動，藉此說明空間如何隨著政治中心變動，而改變其功能與樣貌。
一、楊起元與神樂觀的因緣
［萬曆二十五年］歳在丁酉八月十有八日，敬菴許公祖與予會同志於神樂道院，時在位者十有餘人，衣冠之士百有餘人，布衣之士數十人，童蒙之士亦且十人，羽士下逮輿臺俱各圍繞聽說。（楊起元《證學編》卷三〈道院會記〉）
萬曆二十五年秋日，在神樂道院聚集了一群聽講之士，準備聆聽這場由楊起元、許孚遠所發起的會講。從楊氏記載的參與者可以看出由士到庶皆有之，也就不難想像當時王學吸引力。
然而，神樂道院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場所，又在哪裡？字面推敲，道院與道教有所關聯，這是所普通的道觀嗎？《證學篇》另錄許孚遠〈神樂觀會講贅述〉說道：「萬曆丁酉秋八月十八日，余與楊復所少宗伯，大會諸同志於神樂觀之會食堂。」（楊起元《證學編》）那麼神樂道院便是神樂觀，據查明代有兩處神樂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這一時期楊起元、許孚遠在南京任官，故萬曆二十五年會講處，即是南京神樂觀。南京神樂觀位置據《金陵玄觀志》載：「在都城外天壇西，東城地，去洪武門一里。」（另見圖1）。
圖 1 南京大祀壇、神樂觀位置圖。（圖片出處：［明］朱之蕃，《金陵圖詠》）
《金陵玄觀志》載其地點後又接著說其功能，原來神樂觀乃是明朝創建之初，為配合國家祭祀典禮所用的樂儀而設計，因此才會究竟建在大祀殿附近。其中演習樂舞者稱之為樂舞生，明太祖認為道士乃清修之輩，易與神通，是以由道士管理相關樂務有助祀事。然而明代定都南京的時日不長，明成祖靖難得位之後，便開始營建北京以做遷都準備，待遷都後，南京神樂觀的職能便被縮減到歲祭孔廟時，方需大用樂舞生。而祭孔之前，南京禮部官員須到神樂觀內試樂演禮。（以上見《金陵玄觀志》，卷十三，〈神樂觀〉）楊起元曾任南京禮部官員，想來這便是他與神樂觀之間的因緣之始。
雖然遷都後南京神樂觀的固有職能大大削弱，但他仍負責管轄南京太常寺下轄管的廟宇，這些廟宇多是官方祭祀的所在。因此它不單純是一所宮觀，也具備辦公事務的功能，故保有一定的規模與人力。但祭祀功能的減弱，也促使其性質產生了變化，而變化又與其內部的建築有關。
二
南京神樂觀內除了辦公處所、奉祀神明殿宇與放置祭祀物品處外，尚還有神樂觀道士居住的房屋一百四十七間以及一些廊房，此外便是楊起元進行會講的場所「會食堂」，這應是觀內用餐之處，但也由於空間較大能容納較多人，故被拿來當作會講場所。楊起元所說道院會講，除為講學興盛一證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南京神樂觀是有士人乃至於平民進出的現象。
以明代為背景的《儒林外史》第三十回〈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其中有一橋段是季葦蕭、杜慎卿二人談及知己一題，季葦蕭提到一位居住在神樂觀的美男子，杜慎卿遂想一見，但季氏卻說此人難請必要親訪，將資訊留給杜慎卿，杜氏隨後便計畫到神樂觀一訪：
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徧身多薰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杜慎卿一訪神樂觀為的只是一看美男子，但一見之後卻大失所望。不過那是就杜慎卿本人而言，受訪的神樂觀道士很盛情的招待他。從中亦得看出神樂觀道士與士人之間有交誼之可能。像是程文德在春日一遊大祀殿後，轉往神樂冠拜訪余道士即是一例。（見《程文恭公遺稿》，卷三十二，〈春日郊遊登大祀殿〉、〈過俞道士園亭〉兩詩）程氏之例應證儒林外史的橋段真有所本。後來其友章袞（字介菴）也邀程氏之父由神樂觀與大祀殿，程文德之經驗說明人們不僅入神樂觀，更深入一旁大祀殿瞻仰。但相較來說，游神樂觀之例較多如明謝晉（）〈游神樂觀〉，其中所觀之景，包含遙望大祀殿（即天壇）、金陵鍾山以及所在的神樂觀，更談及觀中「醴泉」。用現在的話講，醴泉是南京神樂觀的「賣點」。
神樂觀出醴泉一事見載於永樂四年，當年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並分賜廷臣。」（《明太宗實錄》卷六十一，永樂四年十一月己巳條）甘露、醴泉均被視為祥瑞，隨後便在神樂觀內建了醴泉亭。現有之遊南京神樂觀的材料，有的就以醴泉為題。像是吳儼（1457-1519）〈和鄧司徒遊神樂觀登醴泉亭韻二首〉、黃省曾（1496-1546）〈避暑神樂觀觀醴泉亭〉均為例證。
整體來說，從遷都北京之後，南京神樂觀、大祀壇的功能消退，建築群雖在，但固有意義已然褪去，隨之而來的變化，或許是明太祖在創建之初未曾意料到的。但對於士人與道士來說，還是有些區別。
士人所留意的多半仍與遺留下來的典制、政治事蹟相關，像是神樂觀的醴泉即是例證。而登臨大祀殿，更是體會太祖之心，像程文德在登臨大祀殿後就留下：「雄圖傑搆垂千祀，應識當年皇祖心。」而對遷都之後留在南京的道士來講，他們逐漸忘記了明太祖的理念，可能就像《儒林外史》一般的景況，將空間變成唱戲或與士人打交道的所在。
出遊南京神樂觀、體悟大祀壇之壯盛的描述，又隨著明朝覆亡而告終。南京在明朝滅亡之後便不再是陪都，當然也不會再保留神樂觀，或維繫當地大祀殿。道光《上元縣志》載神樂觀在清代的變遷：
神樂觀今改眞武行宫，在洪武門外天壇西。明初舉郊廟之祀合用大樂，乃就壇近地設觀，選樂舞生習教其中，隸於太常，名神樂觀。…後遷都北京，觀中樂舞遂止只備孝陵及南雍春秋之祀，國初仍之。雍正中，府學添置樂舞生，觀中樂遂廢，其道士皆散處城之內外，如小桃源東嶽廟、北門橋文昌祠、不二菴一拂祠、石觀音菴、石城祠謝公祠諸處皆其宗派也。然每歲孝陵祭祀，及有大祭仍觀中道士司樂。
南京神樂觀也隨之改變其面貌成為道教廟宇。更隨著雍正年間的變動，觀中原有道士四散於城內各處，畢竟他們已不再如明代由官方提供米糧雜物，而須自行謀生，自然也不會像明代有特別來遊歷者。面臨同樣變化者，尚有南京大祀殿（天地壇），康熙三年王士禛南遊鍾山時就說道：「遊鷄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岀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彌望蔓草縈煙而已。」（王士禛，《帶經堂文集》，卷四十二，〈遊鍾山靈谷寺記〉）這段話帶給人滄海桑田的感觸，而對南京天壇與神樂觀，也能訴諸於想像，或僅留下的隻字片語之中。
小結
從明中葉的遊神樂觀，神樂觀會講，到新朝來臨下的景觀變動，多少可呈現這兩個地點功能不論如何變動，仍因其創建性質而離不開政治。最終掌握這兩處景觀者，依舊是朝廷本身，從此亦能思考官方的管理南京神樂觀與大祀壇兩地的問題，不過對南京管理的材料目前所也沒留下太多，僅能知曉明代政府如何撥給實物以供觀內人員生活。
當然所謂管理問題，並不只有南京一處，它同時存在於北京。本文的出現，即是筆者在碩士研究階段蒐集北京天壇材料時所建的小插曲，但相較而言，北京的材料多於南京，是以能處理者較廣，討論者稍微多一些。至於南京天壇之內，有沒有庶民於常日往來，由於史料過少，只能留待來日再論。
※撰稿人：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史原》第二十五屆中國明清史編委）
